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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