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盈溱
2021-07-14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祭祀与保土卫疆是事同等重要的。
炎帝之祀，源远流长。《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三年（－423），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是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但不是最早的祭祀。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路史•后记》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黄帝以降，历代踵事增华，崇祀有加。《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立夏行“郊祀”，季秋“享明堂”，建巳月“大雩”（祭水旱），岁终“礻昔 先啬”，春始“耕帝籍”，皆配祀五人帝。或特祭神农。秦尊“四畤”上帝，炎帝配赤帝。汉初，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制，郊祀五帝。“后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并从祀”。唐初，定令每岁冬至祀圆丘，以赤帝配五方上帝。唐天宝六年（747）制，“三皇置一庙，五帝置一庙，有司以时祭飨”。唐宋以后，炎帝神农之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但是，这些祭祀，大多是在王权中心所在地进行的。
陵寝之祭，不知眆自何时。《通典》说：“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代，始起寝陵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陵”。《史记•封禅书》云：元封元年（－110）汉武帝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但言墓祭，未言有园寝。据此，陵寝之祭，当是汉代后的事了。
炎帝之陵偏处南方，远离王权中心，但陵寝之祭，却不晚于汉代。《路史•后记》载：炎帝神农氏“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郡国志》云，炎帝神农氏葬长沙，长沙之尾……今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世纪》云，神农葬茶陵。《衡图经》云，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有唐尝奉祠焉（有唐代旧记）。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敻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
炎帝陵所在地，古属荆楚，汉属长沙郡、长沙国达180年。有的研究认为，长沙因之得名的“万里沙祠”，是祠炎帝的，此说尚待考证。但汉高祖五年（－202），以陵名县，设茶陵县（炎陵县古属茶陵）是可信的。《路史•后记》这段话明示：在炎陵县炎帝神农氏，古有陵，汉有祀，唐奉祀，宋修庙。
宋代，炎帝陵寝之祀已成制度，元代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现有祭文可稽的“御祭”，明代13次，清代39次。
民国期间，县府有春秋时祭或应县民之请,举行禳灾祈福之祭。湖南省政府于1940年10月祭陵一次。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中断40余年。1986年,炎帝陵修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祭炎帝陵。现已形成重阳节由省、市主典公祭，清明节由县主典民祭的祭典格局。自1986年始，炎帝陵举行大型祭祀活动60余次，前来祭祖谒陵的海内外人士达300余万人次。
至于民间祭祀，更是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形式多样。祭祀时间随各地风俗而异。在南方，有源于蜡祭的春节祈福；清明、冬至扫墓祭祖；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的生辰祭祀；新粮初上的“尝新”之祀；遇有自然灾害的禳灾之祀等。
一位远古先祖，一座深僻的寝陵，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呢？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制定祭礼的原则是，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才能享祀。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除了“酬功”之外，随时代不同，文化形象之异，具有更深的意蕴。
（一）作为五帝之一。
成书于东周早期的《周礼》有“祀五帝”和“兆五帝于四郊”之说，但未言其祥。《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祖二年（-205），“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通典》亦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计，白曰明纪，黑曰元矩”。上述青（苍）帝、赤（炎）帝、黄帝、白帝、黑帝，本是太微五精，即太微垣五帝之座，是天上的星宿，又称五天帝。春秋战国之际，盛行“五行”说，在祭典中，常以“五人帝”即人间的五个帝王，配祀五天帝，形成五帝系列及其祭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炎帝为五人帝之一，配祀赤帝、南方帝或夏神。到战国末及秦汉时期，又以“五德终始”附会朝代更替，将五帝作为朝代更替周期的象征去祭祀。炎帝有火德，以火承木、位南方、主夏、尚赤。
以五人帝配祀，除祠五畤外，还有郊天、大享明堂和雩祭等。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是郊天。所谓郊天，就是在郊外设坛祭天。《礼记•礼器》云：“郊帝于郊，敬之至也。”《通典》云：“周制，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夏以炎帝”。《礼记•月令》载：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汉初，袭秦制，郊甘泉泰畤，祠雍五畤。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于洛阳城南七里，作圆丘八陛，中为重坛，天地位其上；外坛西，上为五帝位，赤帝配位在丙巳。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郊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配五方上帝。至宋以后，郊天礼中的五帝之祀才慢慢消失。
郊天为“大报天而主日”，“祀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礼记•祭义》)。在这些祭典中，以五人帝配天，表达的是古人对天地、神只、祖先的敬畏之心和报答之情。
（二）作为农耕文明的始祖
炎帝神农氏制耒耜，奠农工基础；尝百草，开医药先河,其农业之祖与医药之祖的地位，千古不易。大礻昔、藉田，享先农，祀先医，是对他的特祀。
“大礻昔 ”又称蜡（腊）祭。《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神，以报啬也。”《通典》云：“腊之义，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礼。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是报田之祭也，其神神农，初为田事，故以报之。”
蜡祭是最原始的祭祀之一，始自神农氏，后来却成为对自己即“先啬”之祀了。初名蜡，夏更名嘉平，殷更名清祀，周复名大礻昔 。秦初称礻昔 ，后复称嘉平。汉复名礻昔 ，并沿用到清代。
蜡祭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则沿于三代以下。历代虽有斟酌损益，但大体不改。《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礻昔 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孔颖达疏云：“按杂记，子贡观蜡云，一国之人皆若狂者”。《后汉书•礼仪志》亦云：“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由此可见，后来的蜡祭之仪，除了保持原始蜡祭祀“先啬”的本义之外，还有丰收之庆的含义了。
《通典》记载了唐开元年间蜡祭的盛况。皇帝礻昔 日礻昔 百神于南郊。礻昔 前，皇帝及从祀官斋戒。前三日，开始陈设乐器、礼器及御座。礻昔 日未明五刻，设神座，坛上置大明、夜明、神农、伊耆、后稷等一百九十位神主。仪程大致为奠玉币、毛血、奠玉帛，设馔、盥洗、奠爵如圆丘仪。然后读祝文、奏乐、行跪拜礼。祀日、月神的祝版、纸帛以火燎之；祀神农的祝版、纸帛则以土埋之。神农氏祝文曰：“维（某）年岁次（ ）月朔日，子嗣开元神武皇帝（讳），谨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帝神农氏：惟帝肇兴播植，粒此黎元，今时和岁稔，神功是报，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于帝。尚飨。”
《礼记•礼运》写到，孔子在参加蜡祭礼仪之后，“喟然而叹”。他对旁边的言偃说：“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指神农时代，孔说他没有赶上，但看到过志书，因而在观蜡祭之后，表示出对“天下为公”的神农时代十分景仰，可见蜡祭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蜡祭于清乾隆十年停止。“清初关外举行，庙建南门内，春秋设坛望祭。世祖入关，犹踵行之。”（《清史稿•礼志》）。蜡祭虽然停止了，但仍然可以从传统“春节”中感受“劳农大享礻昔 ”之农耕文化遗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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