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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盈溱
2021-07-14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祭祀与保土卫疆是事同等重要的。 炎帝之祀,源远流长。《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三年(-423),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是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但不是最早的祭祀。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路史•后记》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黄帝以降,历代踵事增华,崇祀有加。《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立夏行“郊祀”,季秋“享明堂”,建巳月“大雩”(祭水旱),岁终“礻昔 先啬”,春始“耕帝籍”,皆配祀五人帝。或特祭神农。秦尊“四畤”上帝,炎帝配赤帝。汉初,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制,郊祀五帝。“后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并从祀”。唐初,定令每岁冬至祀圆丘,以赤帝配五方上帝。唐天宝六年(747)制,“三皇置一庙,五帝置一庙,有司以时祭飨”。唐宋以后,炎帝神农之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但是,这些祭祀,大多是在王权中心所在地进行的。 陵寝之祭,不知眆自何时。《通典》说:“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代,始起寝陵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陵”。《史记•封禅书》云:元封元年(-110)汉武帝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但言墓祭,未言有园寝。据此,陵寝之祭,当是汉代后的事了。 炎帝之陵偏处南方,远离王权中心,但陵寝之祭,却不晚于汉代。《路史•后记》载:炎帝神农氏“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郡国志》云,炎帝神农氏葬长沙,长沙之尾……今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世纪》云,神农葬茶陵。《衡图经》云,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有唐尝奉祠焉(有唐代旧记)。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敻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 炎帝陵所在地,古属荆楚,汉属长沙郡、长沙国达180年。有的研究认为,长沙因之得名的“万里沙祠”,是祠炎帝的,此说尚待考证。但汉高祖五年(-202),以陵名县,设茶陵县(炎陵县古属茶陵)是可信的。《路史•后记》这段话明示:在炎陵县炎帝神农氏,古有陵,汉有祀,唐奉祀,宋修庙。 宋代,炎帝陵寝之祀已成制度,元代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现有祭文可稽的“御祭”,明代13次,清代39次。 民国期间,县府有春秋时祭或应县民之请,举行禳灾祈福之祭。湖南省政府于1940年10月祭陵一次。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中断40余年。1986年,炎帝陵修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祭炎帝陵。现已形成重阳节由省、市主典公祭,清明节由县主典民祭的祭典格局。自1986年始,炎帝陵举行大型祭祀活动60余次,前来祭祖谒陵的海内外人士达300余万人次。 至于民间祭祀,更是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形式多样。祭祀时间随各地风俗而异。在南方,有源于蜡祭的春节祈福;清明、冬至扫墓祭祖;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的生辰祭祀;新粮初上的“尝新”之祀;遇有自然灾害的禳灾之祀等。 一位远古先祖,一座深僻的寝陵,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呢?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制定祭礼的原则是,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才能享祀。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除了“酬功”之外,随时代不同,文化形象之异,具有更深的意蕴。 (一)作为五帝之一。 成书于东周早期的《周礼》有“祀五帝”和“兆五帝于四郊”之说,但未言其祥。《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祖二年(-205),“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通典》亦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计,白曰明纪,黑曰元矩”。上述青(苍)帝、赤(炎)帝、黄帝、白帝、黑帝,本是太微五精,即太微垣五帝之座,是天上的星宿,又称五天帝。春秋战国之际,盛行“五行”说,在祭典中,常以“五人帝”即人间的五个帝王,配祀五天帝,形成五帝系列及其祭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炎帝为五人帝之一,配祀赤帝、南方帝或夏神。到战国末及秦汉时期,又以“五德终始”附会朝代更替,将五帝作为朝代更替周期的象征去祭祀。炎帝有火德,以火承木、位南方、主夏、尚赤。 以五人帝配祀,除祠五畤外,还有郊天、大享明堂和雩祭等。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是郊天。所谓郊天,就是在郊外设坛祭天。《礼记•礼器》云:“郊帝于郊,敬之至也。”《通典》云:“周制,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夏以炎帝”。《礼记•月令》载: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汉初,袭秦制,郊甘泉泰畤,祠雍五畤。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于洛阳城南七里,作圆丘八陛,中为重坛,天地位其上;外坛西,上为五帝位,赤帝配位在丙巳。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郊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配五方上帝。至宋以后,郊天礼中的五帝之祀才慢慢消失。 郊天为“大报天而主日”,“祀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礼记•祭义》)。在这些祭典中,以五人帝配天,表达的是古人对天地、神只、祖先的敬畏之心和报答之情。 (二)作为农耕文明的始祖 炎帝神农氏制耒耜,奠农工基础;尝百草,开医药先河,其农业之祖与医药之祖的地位,千古不易。大礻昔、藉田,享先农,祀先医,是对他的特祀。 “大礻昔 ”又称蜡(腊)祭。《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神,以报啬也。”《通典》云:“腊之义,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礼。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是报田之祭也,其神神农,初为田事,故以报之。” 蜡祭是最原始的祭祀之一,始自神农氏,后来却成为对自己即“先啬”之祀了。初名蜡,夏更名嘉平,殷更名清祀,周复名大礻昔 。秦初称礻昔 ,后复称嘉平。汉复名礻昔 ,并沿用到清代。 蜡祭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则沿于三代以下。历代虽有斟酌损益,但大体不改。《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礻昔 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孔颖达疏云:“按杂记,子贡观蜡云,一国之人皆若狂者”。《后汉书•礼仪志》亦云:“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由此可见,后来的蜡祭之仪,除了保持原始蜡祭祀“先啬”的本义之外,还有丰收之庆的含义了。 《通典》记载了唐开元年间蜡祭的盛况。皇帝礻昔 日礻昔 百神于南郊。礻昔 前,皇帝及从祀官斋戒。前三日,开始陈设乐器、礼器及御座。礻昔 日未明五刻,设神座,坛上置大明、夜明、神农、伊耆、后稷等一百九十位神主。仪程大致为奠玉币、毛血、奠玉帛,设馔、盥洗、奠爵如圆丘仪。然后读祝文、奏乐、行跪拜礼。祀日、月神的祝版、纸帛以火燎之;祀神农的祝版、纸帛则以土埋之。神农氏祝文曰:“维(某)年岁次( )月朔日,子嗣开元神武皇帝(讳),谨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帝神农氏:惟帝肇兴播植,粒此黎元,今时和岁稔,神功是报,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于帝。尚飨。” 《礼记•礼运》写到,孔子在参加蜡祭礼仪之后,“喟然而叹”。他对旁边的言偃说:“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指神农时代,孔说他没有赶上,但看到过志书,因而在观蜡祭之后,表示出对“天下为公”的神农时代十分景仰,可见蜡祭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蜡祭于清乾隆十年停止。“清初关外举行,庙建南门内,春秋设坛望祭。世祖入关,犹踵行之。”(《清史稿•礼志》)。蜡祭虽然停止了,但仍然可以从传统“春节”中感受“劳农大享礻昔 ”之农耕文化遗风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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