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颜翔林

　　古希腊时代的怀疑论者崇尚“安宁”和“无言”的生活境界，由此获得理性的满足和幸福感。古希腊怀疑派代表人物皮浪说：“怀疑主义是一种能力或精神态度，它在无论何种方式下都把现象和判断对立起来，并由于这种对立起来的对象和理性间平衡的结果，我们首先被带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悬疑状态，然后被带到一种‘无烦恼’的或宁静的状态。”另一位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认为：“因为一切被认识的东西，或者看起来是由它自身而被认识的，或者是由某种别的东西而被认识的，所以对一切都应当保持不决定的态度。”“悬疑”、“安宁”和“无言”，构成怀疑主义的精神象征，是怀疑论者解脱世俗生活的物质与精神之遮蔽的心灵工具，也是守护生命意义的方式和智慧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诗人哲学家的庄周，他阐发出一系列的怀疑论的概念和方法，希冀实现哲学意义和美学意义的双重超越，达到生命存在的绝对自由和最虚无化的美，实现最高的生命智慧——“无知”。

　　庄子认为存在者在世界上生存，由于物象的干扰和内心的欲望必然面临着诸多的精神苦闷，而由于物质和知识的限制又使主体处于不自由和非审美的境遇。所以，哲学的首要责任就是悬解心灵之“蔽”和消除精神的痛苦，因此必须寻觅某些方法和策略去承担这种责任。于是庄子通过自我的哲思寻求出一系列的悬解心灵之蔽的方法，并使这些方法进一步转换为生命存在的审美境界，成为一种思想姿态。

　　首先，“县解”。《养生主》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县”，《道藏》林希逸本作“悬”。宣颖云：“人为生死所苦，犹如倒悬，忘生死，则悬解也。”陈深云：“‘悬’，如‘倒悬’之‘悬’，困缚之义。”“悬解”并非如诸多注家认为的那样，仅作为解脱生死之烦的专用工具，它还兼有其它的重要功能。如同怀疑论的“悬搁”方法一样，它可以承担对诸多问题的存而不论的态度。所以，《齐物论》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哲学的悬解，包含的内容丰富而深刻，既蕴含对时空的有限与无限、宇宙起源、生死等命题的悬疑，也包括对于知识形式和认识方法的存而不论；既有对情感“哀”与“乐”的加括号，也有对价值观念的中止判断。庄子的悬解可以阐释为怀疑论的“安宁”或“无言”的超越方式，借此摆脱现象界的矛盾，从诸多对立的命题和现实的纷争纠葛之中抽身隐逸，进而寻觅心灵的平静和愉悦，达到无差别的审美境界。其次，“心斋”。庄子对付心灵之蔽的另一药方为“心斋”。庄子借颜回请教孔子的问答描述了“心斋”：“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对此，杨安仑有精辟之阐释：

　　所谓“心斋”就是“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要能做到物我兼忘，用“道”来指导和统摄自己，而“道”的特点就在于“集虚”，要使个人的心境也能“集虚”，这就要去“名”去“知”，因为“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不为名，就不会与人相倾轧，不为知，就不会与人争辩。这样一来，就去掉了一切物欲，去掉了一切好胜心，做到和光同尘，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才达到了“心斋”的境界。

　　的确，庄子消极回避一切人世的名利和知识的纷争，希望逃逸到一个无知无欲的超然境地。然而，其隐蔽的哲学蕴意还在于，庄子设置了一个“虚无”的思维境界，既让思想者悬搁心灵的成见或偏见，达到精神的澄明和空诸一切，又通过以它来消解一切意识形态的聚讼，化解名利和知识的争斗，由此实现精神界的和解和大同，使心灵回归原初的纯净状态，从而使审美在人世间得以可能。

　　其次，选择“坐忘”的精神姿态。庄子的怀疑论美学充盈着机敏和智慧，喜好以隐喻的方式陈述深邃的思想。《大宗师》云：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也。”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也！”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其后。”

　　王夫之解道：“先言仁义，后言礼乐者，礼乐用也，犹可寓之庸也，仁义则成乎心而有是非，过而悔，当而自得，人之所自以为君子而成其小者也。坐忘，则非但忘其物，而先自忘其吾。”今人曹础基认为：“《人间世》的‘心斋’，《刻意》的‘养神之道’，本篇的‘息之以踵’、‘坐忘’等等，已不属于养生方法的范畴，而成为书中理想人物的处世为人的基本态度。借以宣传消极的人生观，引导人们进入一种静寂颓丧的精神境界，企图排除世事的‘骚扰’，强作清淡无为、神乎其神的姿态，藉以慰己，藉以骗人，其实一部《庄子》，不知多少悲哀、多少牢骚、多少仇恨，又哪能忘！又哪能斋！”还是王夫之体悟到庄子的思想精髓。“坐忘”并非限于忘物，而重要的在于忘却“自我”，怀疑不仅在于怀疑物象而首先在于怀疑“自我”，这是怀疑论的逻辑起点和思维特征，也是庄子美学玄思的风韵所在。后者的解释，以价值论的狭隘眼光估衡庄子，凭借当今语境的实践意志，希冀古代的思想家确立一种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积极人生态度，未免存在着苛求古人的嫌疑。

　　庄子语境的“坐忘”，就是摈弃虚假的意识形态和世俗观念，寻找自我的自由思想。它至少隐含着如此的思想结构：其一，“坐忘”道德意识和价值准则。庄子以他特有的思维幽默，虚设出道德象征者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解构了儒家的价值中心“仁义礼乐”，他借颠覆传统的道德意识来澄明自我的思想：存在者所信仰不移的精神偶像往往也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其二，“坐忘”感觉机体或知觉器官。在怀疑论者看来，存在本体所攫取的任何感知都是相对性质的，因而依赖生物性的有机体所得到的心理经验的结果当然也是可疑的，所以庄子主张“堕肢体”。其三，“坐忘”精神上的“聪明”。因为日常经验而来的“聪明”，构成了心灵之“累”，导致意识形态的纷争和种种因此而来的社会悲剧。其四，“坐忘”知识形式和认识活动。因为知识和认识必然是有限的和不自由的，并且带来精神的苦闷和烦恼，只有抛弃了它们才可能使存在者获得彻底的、绝对的解放和自由，消除掉精神的苦痛和忧愁。其五，在《庄子》的其它语境，“坐忘”还包含忘却死亡之忧的思想内涵。所以王夫之云：“坐可忘，则坐可驰，安驱以游于生死，大通以一其所不一，而不死不生之真与寥天一矣。”“坐忘”之术，也是庄子的“养生之道”的组成部分。超越死亡的忧思符合于心理健康的目的，荣格认为：“我深信把死亡当作是人生之目标则是最卫生的，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处处想逃避死亡的人则是不健全的、不正常的，这样做就等于丧失了后半生的目的。因此，我认为，相信宗教的来生之说是最合乎心理卫生的。”荣格的论断导源于西方文化语境，因为西方存在着普遍的宗教意识，因此宗教的来生之说是芸芸众生借以宽慰死亡之忧的精神工具。而庄子采取“坐忘”的方法超越死亡的忧悒，更具有哲学的形而上意味和东方的诗性智慧。其六，“坐忘”还潜藏着忘却“情感”之累的思想。《德充符》云：“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以庄子主张理想人格状态：“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对于情感，庄子表示出怀疑的意向，认为它构成对人的本真存在的遮蔽，限制精神于是非的苦恼之中，而唯有通过“坐忘”消除情感之累达到“无情”境界，人才能获得自我的解放。

　　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范畴有两个核心构成，一是“天”，二是“命”。孔子云：“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更强调“命”的概念，一方面他认为命运是无法违背的客观法则，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冥冥力量。另一方面，顺应命运才符合自然天性，也是智慧的体现和生命的审美姿态。再一方面，命运是无法抗拒的神秘势能，而违背命运或与其抗争必然是悲剧和痛苦的，也是愚蠢的和不快乐的，使精神处于非审美的和非诗意的状态。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颜世安认为：“借子舆的病变，曲折地表达另一种意思，那就是生命的卑微和可羞。人生在宇宙之间，不是什么万物之灵，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不仅如此，这个生物还完全无力把握自己。造化宰制着人的命运。造化并不是神，不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者，它就是宇宙之中那无情盲目的力量。可是这个造化对个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同时又好像是怀着恶意。造化拨弄人仿佛是拨弄虫子。人的生命在宇宙的背景中是无根的，他随时可能被轻易地消灭，也随时可能变成一个可悲的佝偻着的残疾人。这就是人的卑微可羞。”此种阐释不无合理内核。然而，庄子还别有深意。一方面是对人被命运主宰这一事实表示悲悯，类同西方思想家所认为人是“被上帝抛入的设计”的观念。庄子认为生命的存在就是一种虚无和苦痛，在这一点上，庄子的思想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的生命哲学以及萨特等人存在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

　　庄子对于天地质疑甚多，却很少质疑命运。庄子对于“命”进行对立逻辑的分类，包括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等内涵，它们全部由神秘的命运所决定，而且命运难以违背和抗衡。

　　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

　　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

　　显然，安于命运是主体内在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不得不选择的选择，也是不选择的必然选择。庄子这一思想姿态表达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美学理念，在现实界，生命可以有限地超越时间空间，在审美境界和艺术世界，主体可以借助想象力无限地克服时间空间，然而，对于命运而言，人只能卑微地屈从或者平静恬淡地接受，它无法被拒绝和逃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