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吏服饰裹幞头、穿圆领袍衫是唐代男子的普遍服饰，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唐代以后，人们又在幞头里面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饰物，名为“巾子”。巾子的形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除巾子外，幞头的两脚也有许多变化，到了晚唐五代，已由原来的软脚改变成左右各一的硬脚。唐代官吏，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其颜色曾有规定：凡三品以上官员一律用紫色；五品以上，绯为色；六品、七品为绿色；八品、九[品为青色。以后稍有变更。另在袍下施一道横，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此土为裹幞头、穿圆领袍衫、乌皮靴的官吏（陕西乾县李重润墓壁画）。

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zh鄋占）征为尚书。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唐代文吏服饰唐代冠帽有幞头（由起初一块包头布逐渐演变成有固定的帽身骨架和展脚的完美造型）、进贤官（为历史上重要的冠式，在唐宋法服中仍保持重要地位）、平巾帻及武弁（平帻巾与武弁是同一种冠式，是古时一般人裹在头上的布，后成为只能罩住发髻的小冠，即平巾帻）、笼冠及貂蝉（将貂尾插在平帻巾上，平帻巾外罩笼冠）、武士冠（在帻上戴一种雄鸡冠）、通天冠及进德冠（通天冠是级位最高的冠帽，与进贤冠结构相同，不同的是展筒的前壁）等等。本图左1、2、3为戴武士冠、平巾帻、武弁的文吏（长安城郊隋唐墓出土陶俑）。右1为戴武弁的文吏（河南洛阳出土陶俑）。

简介《旧唐书·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齐梁浮艳的诗风。杜甫以诗曾评四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名次排序四杰的名次历来有多种排序：宋之问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第一次提出“复有王杨卢骆”。《旧唐书·王炯传》也采用这个排序，但是杨炯本人对这个名次不同意，表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与四杰同时代的张说在《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旧唐书·裴行俭》也有“杨王卢骆”的排序，吏部侍郎李敬玄盛赞四人，但裴行俭见面后，便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四人中王勃被有些人认为是成就最高的...

中国胥吏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的产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士族子弟终日清谈，政务全委诸于胥吏之手。隋代称一品至九品为流内，未入九品者称流外。随着时代演进，社会复杂化和行政繁琐化，胥吏在行政事务的角色扮演日渐重要，但是胥吏实际地位却不断下降。唐宋时期唐朝以后，国家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导致吏胥数目大量激增。唐玄宗时期中央和地方有胥吏35万之众，杜牧担任黄州刺史，发现黄州胥吏“公取于民”、“侵窃十倍”。胥吏弄权在晚唐成为普遍现象。北宋元祐年间胥吏总数约在44万左右。《大学衍义补》卷九八《胥隶之役》下说：唐宋以后“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而且胥吏的专业更胜于官员。唐代赵匡在《选举议》说：士人读经书，诵疏文，不习政务，“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牟顾相曰“唐宋以来，……吏胥日横”。胥吏在宋朝待遇稍高，苏轼说“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叶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