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古希腊哲学高度关注“自然（physis, φúσις）”与“风俗（nomos, νóμος）”之间的差异，区分抽象原则与具体运作。法律支配的内容因地而异，然而“生而具者”却应该是处处相同的，这与后来的哲人们倾力追求的真理是一致的。上述习惯发展成为自然法的历史进步，通常被归功于斯多葛学派。这样的法律符合并体现了理性人对纯粹幸福的求索。这些理论在古罗马法学家之间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并且从此扮演了后世法理学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尽管自然法有着异教（pagan）起源，阿奎那仍然设法将自然法传统融入了基督教教义（毫无疑问，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对异教崇拜那可疑的虔诚，在这个收编过程中颇有帮助）。这些神学家中最为显赫的，乃是希坡主教奥古斯丁，他将自然法视为人类祖先堕落之前的状态；同时，返璞归真的生活不再可能，人类需要代之以求援于神圣法和上帝的恩典。在十二世纪，格拉提安将如上理论倒置了，认为自然与神圣法是等同的。托马斯·阿奎那恢复了自然法的独立地位，他声称，作为人类理智尽善尽美的结晶，自然法可以接近，但无法完全代表神圣法。

所有对人为法的评价，应以其与自然法的一致性为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一部非正义的法律根本算不上是法律。习惯法在制定法律内容的时候，即以独特的方式采纳了这种观念。如此一来，自然法就不仅仅是以道德价值衡量不同法律的标准，并且还是确定法律主张的先决要素。

自然法本身具有实现人类幸福的目的性，因而其内容便由“什么构成了人类的幸福”这个概念决定——是现世的安乐（如斯多葛派主张的）抑或来世的救赎（如基督教主张的）呢？践行自然法的国家，被看作是领导其国民走向纯粹幸福的政治机构。

到了17世纪，自然法遭到了来自部分人群的义正词严的批判。托马斯·霍布斯独创了一套符合众人意志的自然法理论：何为众人所寻求的（指幸福）乃是争论的焦点，然而在谈到他们惧怕的事物（例如凶杀）时，却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自然法反映并代表了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要求人们服从君主的支配。这意味着君主所命令的一切都具有法律效力：自然法的权威禁止实在法对它的申诉。杰里米·边沁关于这一论题的修缮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约翰·洛克将自然法融入了他的许多理论学说与哲学体系中，尤其是在《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描述“不可剥夺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时，亦引用了自然法理论，原文如下：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神学

罗马天主教会将自然法理解为造化中无所不在的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A.D.）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时也通过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得以传播扩散。

该哲学系统认为人类是由躯体和精神组成的，并且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也许指灵魂）部分间紧密相连。按照这种理论，人类被描述为具备美德的物种。我们可以追求的这种美德，拥有许多具体表现，例如，生殖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普遍与寻常的，然而对真理与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却倾向于人类特有的才智。存在于我们躯体与精神之间那难解难分的联系，要求我们的行为不能仅仅受原始本能的影响，而更应该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哲学

政治哲学

自然法主义坚信，“在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在全体人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自然法思想不仅是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石，也是文明的根源，深植于西方思想，表现于《大》、《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及美国宪法，提供了是非对错、公私行为的基准，成为对抗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根据，促进并保护自由民主体制的成长。但在20世纪，自然法主义趋向式微，人们认为观念和信念是个人主观的事情，没有公共理据，不再坚持法治的理想。

道德哲学

自然法体系如今正经历着一场蜕变（如同法律实证主义那样）。许多美国哲学家，包括吉麦恩·戈瑞塞斯、约翰·芬尼斯、罗伯特·P·乔治，以及加拿大哲学家约瑟夫·波义耳，都已经创立了一套引人瞩目的，这一宝贵传统的崭新注解。在功利主义与康德哲学之外，自然法学说浸润着道德标准，也是分析哲学中第一原理伦理学说的时兴选择。“新自然法”理论正如它有时被理解的那样，是起源于戈瑞塞斯的理论，它集中关注“基本人类财产”，例如生命（这样的财产具有“不证自明”的固有价值），以及这些财产显示出的，与其他事物不可比较的性质。

法学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或者）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非法）。法律解释主义（Legal interpretivism，在英语世界，罗纳德·德沃金对它的捍卫是十分著名的）坚持要有一个区别于自然法或实证主义的立场。

国际法

17世纪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将他的国际法奠基于自然法。特别他论海洋自由和正义战争理论的著作更是直接诉诸自然法。关于自然法本身，他写道：“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它不关心世人之事，它都将保持其客观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i XI）。这就是有名的“假设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论证，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连结于神学。

宪法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国人的习惯法发展史上，据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议会与君主政治的斗争中，议会方面时常从英国基本法中引经据典，而英国基本法有史以来便蕴含了自然法的精神，并且对于君主的权力做出了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中表露无遗，此外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法理学家斯波纳也对自然法做了明确表述。

意定法

法学上与自然法相对应的是意定法，既合意达成利益平衡而形成的法律，但意定法的制定也离不开自然法。二者分别相对应于“天赋”与“人赋”。

参见

无政府主义

自然权利

自然公正原则

约翰·洛克

法律实证主义

参考

Robinson, Dave & Groves, Judy (2003). Introduc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con Books. ISBN 1-84046-45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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