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贡献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国富论》中提及了商品拥有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他认为不同的要素收入拥有一个受社会情况影响的自然率，这个自然率构成了自然价格，也被称为商品真实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自然价格代表所生产的就是制成品的交换价值，因应市场的供求情况有所增减成为市场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需要一个明确的尺度以量度要素收入的多少。他提出谷物或者工人的劳动量都适合作为这尺度。

亚当·斯密甚至在《国富论》的“序论及全书设计”首句便开宗明义说明劳动生产一切价值：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假设不受市场状况影响，他认为一般商品价值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者投入的劳动量，两者必须成正比：

生产者的劳动量能够增加原材料的价值，使之变为能够在市场销售的制成品。商品的价格被逐个生产阶级扣除了：

所以，国富论不但将劳动量作为一切价值的来源，并认为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是价值最佳的量度手段。

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把价值的根源、价值的调节者和价值的尺度混为一谈。也有学者认为三者的观念不可分开，因为“如果要对一种根源或调节者从数量上加以说明，只能用计量的标准来说”、“根源和调节显然不能从经济学里去掉，如果还要认为它是一种人类意志的科学。根源、调节、甚至计量的标准，都是由人类的目的产生出来的观念，自然科学不妨想要去掉它们。可是，如果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的买卖行为，这些指向未来的目的就是研究的对象。

因此，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事实上往往把劳动量或者劳动这行为不加区别地使用，某时候劳动量被经济学家认定为新增商品价值的来源，某时候则称他们能够量度价值，一物既证明另一物的存在，也是那一物的计量标准，理论上显然存在一种论证的缺陷。关于劳动量如何量度，斯密也没有清晰的说明。

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

李嘉图

李嘉图把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大加推广，他首先肯定亚当·斯密的理论：

他随后察觉到亚当·斯密间断地使用两种价值尺度：谷物和劳动。李嘉图加以补充亚当·斯密理论内的那种劳动不是生产的劳动量，而是透过商品交换得到的劳动量：

李嘉图指出不论谷物还是劳动，甚至金银，这些量度媒介同样是“可变”，其价值会发生波动。他列举出亚当·斯密前后矛盾的言论以论证只有生产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交换价值）：

  李嘉图

然后，他用了一个例子攻破“谷物价值论”。李嘉图假设谷物的价格是每夸脱（quart）80先令（Shilling），劳动者一周工作的收入是1蒲式耳（Bushel，每夸脱等于1/32蒲式耳）。当谷物价格下跌至每夸脱40先令，劳动者的一周工作收入是1.25蒲式耳。再假设劳动者每周消费0.5蒲式耳谷物，其余用作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李嘉图提问：“如果在价格为40先令是他所剩下的3/4蒲式耳谷物所能换取的上述商品没有在价格为80先令时所剩下的0.5蒲式耳谷物所能换取得多，那么这份劳动的价值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他认为从亚当·斯密的思路开始思考，劳动的价值是上升了，因为劳动者得到了更多的谷物，而亚当·斯密又采用谷物作为价值标准。“但亚当·斯密又不得不说是降低了，‘因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因占有该物而取得购买其它物品的能力’，并且劳动具有的购买此类物品的能力已经减少了。”这段话可从数字上衡量，0.5蒲式耳谷物的价格是80先令乘16（32*1/2），总值1280先令；3/4蒲式耳谷物的价格是40先令乘24（32*3/4），总值960先令。明显地，如果劳动者把余下的谷物全数出售，所得从1280先令减至960先令了。随着所得减少，劳动者的购买力也下降了。亚当·斯密的“谷物价值论”由于谷物的商品特质出现矛盾。

专注研究国际贸易的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在批评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时指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而且“李嘉图通过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时间而非货币来测算产品的生产成本”。他认为李嘉图引入了一些简化理论的假设:

生产边际成本为计算基础，不考虑租金

根据统一标准将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简化为同性质的变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量和工人所得的工资成正比。

所有产品的资本和劳动投入量均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李嘉图本人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axation）的第一章〈论价值〉（On Value）之中，并没有明示以上三种假设条件。但从段落内容可以发现奥林的发现是有根据的。第一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撇除一切垄断收入，所以租金或者地租等问题完全没有出现在该章的讨论，他认为地租不能影响商品价格。第二点：一切例子中货币的价值已被假设不会波动，所以按时间计算的劳动力投入越多，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收入自然更多。第三点：李嘉图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可以不断生产，并透过利润的累积有所增加，例如投入生产用途的机器；后者是只供一次使用的资本，例如事先预付给工人的（实质）工资；他列举出数个例子比较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比例相同和不相同时，产品收入的变化。他认为大量使用固定资本生产的商品，在工资上升时，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便下降；反过来大量使用流动资本生产的商品，工资上升导致商品的交换价值上升。

李嘉图接着解释为何交换价值来自于耗费劳动而非其它自然的力量，他在反驳萨伊的三种生产要素联合协作生产的观点时指出自然力只能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毫无影响，例如面粉机得到风力或水力推动，节省人力劳动，于是面粉的交换价值便会下降。但这也是李嘉图理论最大的弱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李嘉图没有分清价值和价格，他只是将两者等同。

事实上，李嘉图并不满意以劳动者的劳动量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他的理论仍然需要货币去计算劳动量的价值，所以他承认生产成本只要包括累积的利润，那么生产成本和交换价值意义相同。尽管他批评亚当·斯密用作量度的谷子会因价格变化而矛盾，但他也意识到劳动价值亦会变化，他多番在个人著作或书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在他意外逝世之前仍然致力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标准。正如奥林所说：

物化劳动

  洗碗工的劳动

李嘉图学派的另一员干将，也是李嘉图一辈子其中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略谈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生产要素有两种，分别是劳动和资本”。他并不大费周章去讨论劳动怎样及如何创造了相对价值，这本著作对劳动的叙述只是复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詹姆斯·穆勒把讨论重点放在资本上，他提出一个新观点：“被劳动所利用的物质，当这些物质是之前劳动的结果，命名为资本。”“工具帮助劳动和被使用的物质都会正确地包括在劳动的概念内。工资也通常被包括在资本。”他指出一切资本只不过是之前人类劳动的结果，没有之前耗费的劳动生产，资本不可能形成并被人类使用配合生产。资本的首部分完全是纯劳动的结果，这种资本出现之后增加了劳动的生产能力，能够和劳动结合协助生产。这种劳动累积资本的概念便是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称呼的“物化劳动”概念。

詹姆斯·穆勒并且认为人只能够移动物质，使他们产生运动，物质之间因此互相分离或者接近。他的儿子，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认为正是他的父亲说明并确立人对自然力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麦克库洛赫的葡萄酒

  有些商品随着囤积价值会增涨，例如酒和土地、股票，这种商品有隐含吸取全社会劳动力的特质

李嘉图学派（Ricardian economics）的成员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谈到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葡萄酒经储藏后价值上升的现象。麦克库洛赫同意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生产他们所需的劳动量，不过他认为商品在购买或生产后一直保存到适合于使用之前，交换价值的增加与劳动无关，反而是一种利润，应该属于使用了的资本。他假定一桶值50镑的新葡萄酒放在地窖，十二个月之后就便值55镑，这里所升值的5镑是葡萄酒增加的“劳动价值”。麦克库洛赫声称虽然葡萄酒表面上没有经过劳动的作用，但实际上“通过自然力的媒介，把一笔等量资本转到葡萄酒内”。麦克库洛赫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无需要资本和人的劳动交换，“是自然本身的作用力在酒桶内产生”。

实际上，麦克库洛赫将自然力的作用说成跟人的劳动一样，仿佛劳动既包括了人力，也包括自然力。他的解释把劳动的意义变得含糊（他认为劳动应该包括人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机器的活动和自然力的作用四项），既说新增加的价值是利润，但又自相矛盾说是“劳动价值”。麦克库洛赫口中转到葡萄酒内的等量资本不单止看不见，而是根本不存在。如前所述，李嘉图主张自然力只有增加使用价值，葡萄酒的货币价值升值是他的理论解释不了的地方，但并不代表麦克库洛赫解释正确——他采用自然力劳动的观点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非常接近（萨伊也称自然力会劳动），可是麦克库洛赫开宗明义坚持劳动价值论正确（例如著作的第二章第一节标题便标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于是他的葡萄酒例子被后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是令李嘉图学派学说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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