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杰姆斯·密尔（1773－1836）的长子。杰姆斯从密尔三岁起就教育其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密尔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

父亲对密尔的教育以功利主义当作伦理学的基底，源自于杰姆斯与边沁的交情，事实上密尔自己也与边沁常有接触，边沁死后还负责整理他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密尔有意无意成为功利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在密尔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学的雄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又下了一番苦工，并且开始在报刊文献上发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场域是在哲学激进派的喉舌《西敏寺评论》，与之相抗衡的是辉格党的《爱丁堡评论》以及托利党的《季刊》，他并且组织了学社与年纪长他不少的人进行学术思辨，并且以读书会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1823年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此后便以公务生涯为职，直到东印度公司在1856年解散为止，这样的公务生涯，使得他成年这段时间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思想工作。

他的学习生涯没有玩伴、没有嬉戏，只有书籍和父亲的话语，这样的生活在1826年出了问题，在那一年他进入了一种精神危机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思索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何在，并且渐渐从华滋华斯（1770-1850）的诗中得到一些启发，五年后精神危机慢慢过去，他的思想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开始大幅修正原来的功利主义观。

在生活方面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开始大量阅读具有不同观点人士的著作，例如英国浪漫派的哲学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与圣西蒙（1760-1825）等等；在对民主政治的讨论上，他受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很大的影响。当然影响他成熟时期最大的是他与哈莉特·泰勒（1852年之后成为哈莉耶特·泰勒·密尔）长达20年的相互爱恋以及6年的婚姻生活。在密尔人生的几个阶段里，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对话者，从早期他的父亲，1830年之后是哈莉特·泰勒，到1858年之则由海伦·泰勒（哈莉耶特之女）取代，这些人的思想与行动当然也影响密尔甚大。

密尔对于现状的不满多少来自于哈莉耶特·泰勒的影响，特别是结婚之后，密尔的公开活动一度变得很少，在两人思想的激荡下，密尔的重要著作有许多都在此时出现。泰勒的思想不仅在当时非常的前卫，即便是放在当今的时空下，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许多的女性主义者也不遑多让。例如她反对爱情，因为爱情奴役了女性；对基督教的反对，因为它造成了个人解放的障碍，形成了社会专制；对于社会主义的关注，使得密尔重新思索了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在密尔的著作中都不难发现其踪迹（Hamburger, 1999：23-30）。在这段恋爱与婚姻的前后，正是密尔著作发表的高峰期，包括了《逻辑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论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1）、《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与《论社会主义》（1876）等等。

密尔晚年并且曾经担任过一任的国会议员（1865-8），任内为改革法案与劳动阶级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极力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

思想

密尔的功利主义

密尔继承边沁的效益主义思想，指出伦理学领域的终极问题解决完全可诉诸效益主义原则。

综合前人理论，密尔归纳总结了效益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边沁对效益主义的著名表述也就是“最大幸福原理”，即一个人的行动应当在理智范围内始终以增加所有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在密尔看来，幸福就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对于任何事物如果值得欲求，要么是因为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快乐，要么是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

但密尔的功利主义与边沁的观念也有所不同，密尔对功利主义的看法以三种关键的方式与边沁的看法区别开来。

首先，把幸福的更高的质提升到单纯快乐的量之上，密尔借此拒绝了边沁有关快乐和痛苦可以计算或测量的核心假设。边沁把他的苦乐计算建立在单纯量的考虑之上，认为快乐可以按照其持续性、强度或广度来测量。然而，密尔却认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快乐的量或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在两个快乐之间作一个选择，只有当我们经验到了两种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够表示自己聪明的选择。

密尔理论的第二个差别包括，我们应当现实地考虑功利主义的指导方向。边沁似乎认为，对于我们所进行的每个行动，我们都应当考虑它是否会产生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一个最大的余额。然而这可能会变得冗长乏味，而如果我们停下来计算我们的各种行动的后果的话，我们的生活将蹒跚不前。但在密尔看来，我们很少需要考虑我们特殊行动的后果。相反，我们应该按照一般的道德规则来过我们的生活，例如反对杀人、偷盗、说谎之类。我们可以一直相信这些规则，在人类文明的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在不断地尝试用这些规则去确定如果我们遵守它们我们是否会促进一般幸福。我们只是偶然在遵守这些经过考验的真实的道德规则时碰到问题。例如，如果我很穷而我的家庭在挨饿，我也许会想去从附近的商店偷一块面包。我在两条道德规则之间被撕扯着:养活我的家庭；勿偷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确定哪种行动方向会带来最多的幸福来解决这一冲突。

边沁和密尔之间的第三种差别包括在论及人的自私心时的看待方式。边沁简单地假定我们应当选择那些能为我们产生最大量的快乐的行动。他还假定我们当然应当帮助别人获得幸福，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也会使自己的幸福得到保证。密尔接受了这一观点,但补充说，我们也许可以靠各种各样的社会设施来帮助扩大我们关心他人的水平。

此外，边沁将所有形式的幸福视为等同，密尔则主张知识和道德上的幸福优于物质或肉体上的幸福（即幸福分为高低两个层次）。密尔说：“宁做不满的人类，不做满足的猪猡；宁做不满的苏格拉底，不做满足的蠢人；如果蠢人或猪猡有相悖的观点，那是因为它们只看到问题中事关他们自己的那一面。”

论自由

密尔正如边沁一样十分关心社会问题。最大幸福原则导致一切功利主义者去考虑个人和政府应当如何相处。

边沁把全部的信念放在对作为社会的恶的救治的民主制上，因为在民主制中人民既被统治也是统治者。但密尔并不具有对民主制的这种无保留的信念。虽然密尔承认民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却在他的《论自由》一书中表明了在民主制中固有的某些危险。主要是他认为，多数人的意志对少数人进行压制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民主制具有一种意见的专制，这与压制一样地危险。因此，甚至在民主制中也有必要设立防护机制来对付那些可能会否定个人自由的力量。在这方面，密尔拒绝了边沁要把社会的恶清除干净的改革要求。他特别关注的焦点在于通过对政府行为设立限制来保护自由。

密尔认为，“人类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有理由去追求的唯一目的，在他们中的任何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妨碍时，就是自保。权力能够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正当地违背其意志而施行于任何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必须防止对别人的侵害。”当然，这里政府有一个合法的作用，但也有使政府不应干预自己的那些主体的三个条件：

第一，当私人个体的行动能够做得更好时，政府不应干预。

第二，虽然政府有可能比私人个体做出更好的行动，但为了个体的发展和教育而让个体去做这件事是合乎需要的,这时政府不应干预。

第三，当有太多的权力会不必要地在政府身上增长这种危险时，政府不应干预。

因此，密尔对自由的论证就是对个体性的论证。让个体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们的幸福。

甚至在观念的领域，我们也必须自由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因为在把机会提供给对谬误的反驳时，真理被发现得最快。密尔所持的立场是:“一种意见因为在每个与之争辩的机会中它都未遇到反驳于是就推定它是真的，与由于企图不容许对它作反驳就假定它的真实性，这两者之间是有极大的不同的。”然而他假定，重要的是真理被知道了。当密尔考虑人的存在的理想目标时，他问道：“关于人类事务的任何一个条件，有什么比把人类自身带到更贴近他们所可能的最好的事情去这个条件更好呢？然而，难道它就是政府的把人造就成他们所可能的最好的事物的这种机能吗?”他深深地厌恶极权主义的政府。

密尔的立场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密尔的自由原理”的东西：

“权力能够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正当地违背其意志而施行于任何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是必须防止对别人的侵害。他自己的善，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唯有任何一个人行动中的那个他有义务为社会做的部分，才是涉及到他人的部分。在仅仅涉及到他自己的那部分中，他的独立性按照法律来说是绝对的。在他自己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上，个体性是至高无上的。”

密尔在这里说的是，当我们的行动侵害了别人时，政府就可以有权强制我们，而不是当我们的行动仅仅侵害了我们自己时。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从事那些危险的活动，甚至让我们的生命去冒险。

影响和评价

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

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

密尔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以赛亚·伯林认为密尔的学说虽然不乏过时的心理学知识还有缺乏严密逻辑的说服，但在个人自由领域他仍然是最经典的陈述，密尔的理论核心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对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他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另外，伯林同时认为密尔没有闻名于世的重大发现或发明，在逻辑学、哲学、经济与政治思想方面他没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因此更应该称作一个世代、民族的教师，而非创造者与革新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经济学领域方面认为密尔在认识论上除了能够“根据过去发生的少数事件进行因果判断外，再没有别的方式理解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所以事实上完全不能够领会边际效用理论，客观上拖延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出现。在另一方面，哈耶克认为密尔坚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等信条使其赢得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圣人”的声望，但这种声望客观上将更多的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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