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马丁·（德语：Martin Luther，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原为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于十六世纪初发动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最终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1] 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圣座关于藉金钱换取上帝赦罪（即赎罪券）的教导。1517年，在维滕贝格诸圣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提出讨论教会腐败问题。分别于1520年和1521年，拒绝教宗良十世与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要求他撤回相关文件的命令，此举最后导致被圣座判处破门律，也被神圣罗马帝国定罪。

人物生平

马丁·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今德国萨克森州）艾斯莱本，父母原是勤俭的务农人家，但当时因社会商业方面开始发达了，并带动了工业的发展，故其父亲转而成为矿工，在当时以矿工当职业的人口并不多，算是新兴的行业，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竟也自行当起了一个小矿主，后上升为城市的议会会员。

早年学业

  作为奥斯定会修道士

马丁·在曼斯费尔德镇长大，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他的父母亲极为严格，一个早上打孩子十几次乃是家常便饭的事。

1488年，还不到6岁的就进入了当地的拉丁文学校曼斯费尔德小学就学，学校非常严格。后来称他的早年如同炼狱，回忆这段求学的历程曾说:“ 学校如监牢，课堂如囚房，老师像残暴的狱卒，学生像马厩的驴子。”

1497年，也就是13岁那年，在马格德堡(Magdeburg)待了一年，教导他的是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教士。

1498年，14岁时，他的父母将他送到大城埃森纳赫(Eisenach)方济会办的圣乔治拉丁文学校就读。 埃森纳赫是母亲的家乡，也在一旁的圣乔治教堂聚会，并参与诗班的服侍 ，很喜爱音乐，还与其他的孩子们共组了一个唱诗班，到别人家里演出，赚得一些小费。

优美的歌声和真诚有礼的态度，得到乌尔苏拉·蔻塔(Ursula Cotta)的注意，乌尔苏拉是的远房亲戚，她的丈夫是埃森纳赫的市议员，父亲曾是市长。乌尔苏拉看出的天分，注意到她认真投入教会服侍，于是和丈夫邀请住在蔻塔家，照顾他们幼小的孩子，蔻塔家提供免费的食宿与家庭式的温暖给异乡的，有人形容，真挚温暖的乌尔苏拉就像是的第二个母亲。

这三所学校专注于所谓的“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他受益匪浅。他对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神学、音乐的知识，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而对埃森纳赫的老师也很敬佩。

1501年，17岁的进入图林根有名的埃尔福特大学 （ 英语 ： University of Erfurt ） 哲学系就学，开始的时候他在班级里面排名很低，但他非常用功，渐渐名列前茅，于1505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开始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逻辑和实证，但渐渐觉得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启示对于人认识上帝更重要。学校里的教授教导学生不要崇拜权威，要自己实证，这一点后来是充分发挥了。后来对埃尔福特大学也评价甚低，称之为酒吧和妓院，学习尽是死记硬背，属灵贫瘠。那时就是一个很敏感、很情绪性的少年，这种个性对他的发展影响很大，促使他后来要迫切地寻求人得救的确据，进修道院、研究圣经，都与此相关。

修道院的困惑

  马丁·修道士时期的画像

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法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看似前途似锦，将要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他内心却对死亡和审判产生了很多的恐惧，1505年7月2日，他在回学校的路上，在斯道特亨（Stotternheim）险些被闪电击中，在危急之时，他对矿工的主保圣人呼喊说：“圣安娜，不要让我死，我愿意成为一个修士。”出于这个发愿，脱险以后，他进了埃尔福特的奥斯定会修道院，开始是见习修士，1507年2月27日，他被祝圣为神父。这件事使他的父亲非常愤怒，因为他认为这是马丁放弃家庭的责任。

奥斯定会修道院要求非常严格，在修道院的学习中，非常遵守修会的会规，但他发现自己在很多细节的事情上以及心灵的深处仍然有罪。很多在别人看来实在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想法，他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省察，发现都是罪，那就一定要忏悔才能得赦免，于是他花很长的时间认罪告解，甚至让听告解的修士都不堪忍受。但即便如此，也肯定还有自己忘记了，或者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罪，这让他对自己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产生怀疑。他常常陷入灵性的黑暗。

这段时间，他遇见了修会的教区长斯道皮茨 （ 英语 ： Johann von Staupitz，1460-1524），得到许多的鼓励与支持。斯道皮茨的思想倾向于密契主义，这种思想并不否认认罪告解，但强调向上帝的全人降服，将自己交托给神，与上帝产生一种奥秘的契合，从中得到平安，认为过度的强调人的善功是一种对上帝骄傲的表现。试图尝试这种交托，但效果不稳定。斯道皮茨是刚成立不久的维滕贝格大学的教务长，看出他在学术上的天赋，鼓励他继续学习，也希望学术上的研究能够解决他自己灵性上的问题。于是开始边学习，边教学。1508年获得圣经硕士学位，1509年获得神学四纲 （ 英语 ： Sentences ） 硕士。他还学习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1510年，被他的修会派往罗马城讨论修会的问题，他对罗马教廷的不认真和道德败坏非常失望，也使他对教会的问题有了切身的了解。

领悟“上帝的义”与“人的信”

  的肖像，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所画，1546年

1511年，正式迁往维滕贝格，此后在此居住终其一生。151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除了教书以外，他是当地圣奥斯定修会的修士，他同时还要监督好几家修院，管理修院的产业，并在当地的教堂里面主礼，甚至要帮忙调解一些本地人的纠纷，忙得不可开交。

1513至1516年间，开始讲授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等圣经书卷，一些他原来的讲义和听课笔记保留至今。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他觉得找到了自己十年来所寻找的真理：“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的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是下面这段圣经经文：

自己后来这么解释：“靠着上帝的义，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的神学观的基石。后来，从这个思想衍生出来对赎罪券的否定，进而对教会和教宗的赦罪权柄的否定，对教会礼仪的否定，从而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说这个想法是他在维滕贝格修道院的塔楼上的书房里面领悟的，称为“塔上经验”，他说比起后来的九十五条等等事情，这才真正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个领悟对他自己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有很重要的个人意义，在他的属灵黑暗里面开出一道亮光。他一生后来仍然会经历属灵的黑暗时期，他会陷入一种光景，怀疑神的恩典和慈爱。但当这种情况再出现的时候，圣经就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信仰的磐石，因为他在中间看见神饱含恩典的义，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  

引发宗教改革运动

九十五条论纲（1517）

  赎罪券发售情形（木刻作品1530年）

出售赎罪券的做法大概在十一世纪十字军的时候开始出现，让信徒能以金钱的捐献赎买将来在炼狱的苦刑，还可以给已经死去的人代购赎罪券。一句俗语说“银币叮当落进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赎罪券的理论是认为耶稣和圣徒有多余的功德，教会有权利释放给其他信徒，为他们代赎那些非永恒的罪罚。炼狱是不完全的信徒死后暂居的地方，接受暂时的惩罚，炼净以后才得上天堂。赎罪券在那个时代成为教廷的重要经济来源。

1517年，罗马教廷开始一次特别大规模的赎罪券出售，有两个起因，一是教廷需要建造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另外，一位阿尔布特主教为了要做美因茨的枢机主教，向富格尔家族借了很多债，以上交给教皇。（当时的主教职位常常以奉献的名义变相出售。）教廷授权阿尔布特在他的属地出售赎罪券，所得由双方平分，但对外宣传只称是修建圣彼得教堂。这次出售的赎罪券很特别，是全大赦赎罪券，可以赎买过去所犯的罪攒下来的所有刑罚，将购买者重新恢复到好像初生婴儿的纯洁状态。一般的赎罪券只能赎买一定年数的炼狱受刑，这么无限制特效的赎罪券是很罕见的，立刻轰动各地。出售赎罪券伴随着很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有专门的出售特使到各地去，举办、演讲，一时搞得轰轰烈烈。所在的萨克森地区其实是没有出售这种赎罪券的，因为赎罪券的出售需要当地领主的同意，这中间往往有很多的政治斗争，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亲王不许，以保护当地教堂的与圣物相关的赎罪券，但也有人去邻区购买，可见其盛况。

  现在的维滕贝格教会大门（摄于2006年）

1517年10月31日，诸圣节的前一天，在当地教会的门上贴出布告九十五条论纲，列出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点，征求学术的辩论。九十五条的主要论点是：得神赦免的唯一途径是悔改（#1）。赎罪券仅能赎买从人来的惩罚（#34），不能赎买人在炼狱中所受的刑罚，第一，因为那是神所加的刑罚，教会法或者教皇无权减免（#5,#20,#22）。第二，赎罪券也不能换取耶稣和圣徒的功德来减免刑罚（#56-#58）。赎罪券反而助长发行经手人的贪婪（#66,#67），引发大众对教皇的反对（#81），是对信徒进入天国的虚假的平安保证（#95）。九十五条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是这样的：“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衪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唯有经历各种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能有把握进入天国。”

九十五条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本意是征求学术的辩论。但有人将它翻译成德文，以刚刚盛行起来的印刷术印刷发行，立刻不胫而走，传遍德意志和整个欧洲。一般认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严格来说，并没有说赎罪券是绝对错误的，他只是说（#68）“和神的恩典及十字架的虔诚相比，赎罪券实际上是最微不足道的”。他承认教皇在地上也是有惩罚会众的权利（#5），赎罪券可以满足这种在地上的惩罚（#34）。但这一点几乎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从通篇来看，他的反对的口吻是很明确，甚至很激烈的，作为“虚假的平安保证”（#95），赎罪券的弊端远远大于其效用。

的想法后来有很多发展。当时对于教廷和教皇的权柄还是尊重的，特别是对于教会法，他认为权柄更在教皇之上。比如谈到教皇的惩罚和赦罪的权柄（#5）：“教皇只能赦免根据自己的权柄或根据教会法的权柄加于人们的惩罚”，这是承认教皇的权柄，但他在1518年的文章中说：“我们无须惧怕在被革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革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得救；若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这其实是否认教皇的权柄。对于教皇是否能够释放耶稣和圣徒的功德以减免刑罚，他当时持怀疑态度但并没有完全否认，他说（#56）:"教皇宣称他所赐予的赦罪恩惠是取自教会的“宝藏”，基督信徒对此“宝藏”既未充分讨论，也不了解"。他在1518年写的关于九十五条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认为圣徒是没有多余的功德的，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应该的，而耶稣的功德也不能通过赎罪券来得到。1518年11月9日，教皇发布教谕，澄清了关于赎罪券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通过教皇的祈求，上帝会将基督和圣徒有余的功德释放出来减免人在炼狱暂时的刑罚。但到那时候，的思想已经进一步发展，只承认《圣经》的权威，不再接受教会法能有与《圣经》一样的权威，所以教皇教谕已经不能成为赎罪券的理论依据。另外，写九十五条的时候，他对于炼狱的观点还是接受的，但后来的看法改变了。

（1518）

 汉堡市圣米雪埃丽教堂旁的纪念像

发表“九十五条”的时候，的立场是希望能够革除陈弊，改革教会。在后来的几年里，教廷通过很多不同途径施加压力，试图让改变立场，但都未果。在修会、大学、贵族、群众中都有很多支持者，教皇处理起来需要非常小心。在这段政治拉锯战的过程中，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与罗马教会的思想完全分道扬镳。到后来沃木斯议会审判的时候，双方已经完全对立，没有转圜的余地。

教皇首先希望奥斯定会能够内部处理。第一个机会是1518年4月修会的德意志教区在海德堡举行的的例行的三年一次的聚会，修会的总长助理给德意志教区长斯道皮茨命令，让他批倒 ，但斯道皮茨立场比较中立，他没有把这个会议开成一个审判会，而是按原定方案进行基本神学的讨论，这给了公平的申辩机会。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很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带着很大的压力，但结果如释重负，虽然有很多严厉反对他的，但也有很多他的同情者，还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一些他的听众成为他的支持者和后来的改革者，其中包括约翰·布伦茨 （ 英语 ： Johannes Brenz ） ，马丁·布沙，可能还有塞巴斯蒂安·弗兰克 （ 英语 ： Sebastian Franck ） 。在这个聚会上参加辩论，辩护圣奥斯定关于人全然败坏、唯有靠十字架得救的神学命题，这与因信称义的观点相辅相成。正是因为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所以唯有十字架上能救赎人，人能做的仅仅是因信称义。以前因为自己的罪而对得救产生怀疑，但现在他却坦然承认人的全然败坏。

这段时期，的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也写了许多的文章。他写了“关于九十五条之分析”，中间有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他的文章，连他的讲道、讲章都被人刊印出来，带领了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教会观在改变，不再认为教会无误，他说，“从前的罗马教会，在贵格利一世以前的时候，并不高于其他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教会”。

1518年8月7日，接到一张罗马的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对他的异端和抗命的。去罗马受审将是危险重重，经过他所在的萨克森的领主腓特烈的斡旋，得以于10月12至14日，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期间，接受枢机主教迦耶坦的私下审查，并且得到教皇给予的人身安全保证。

迦耶坦提出1343年的一份教皇教谕，其中说：“耶稣借着他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以此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大胆，为了教皇一篇含糊不清的谕令会撤销《圣经》诸多清楚的见证，因为正如一位教会法法学家所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但一个教会议会高于教皇，而且就是任何一个信徒，若有更好的权威和理由，都高过教皇’”。主教提醒，《圣经》本身是要加以解释的，教皇便是那解释者，教皇高于议会，高于教会中的一切。反驳说：“教皇宗座滥用《圣经》，我否认他高于《圣经》”。至此双方已经陷入僵局。听说主教得到谕令要递补他，便乘夜逃走了，回到了维滕贝格。这时候已经渐渐形成了“唯独圣经”的思想，而不再像在写九十五条的时候，还承认教会法的权威。

领主腓特烈是一个对于信仰很认真的人，他继续为申辩。12月18日，他向教皇呈信：“在各大学中有学者认为他的教导并未被显示为不正、不合基督徒体统，或属异端。我们希望罗马能够对此问题有所判定。至于将他解往罗马或者将他驱逐出境，只有在他被判为异端之后我们才会如此而行。他要求辩论以及请各大学来判定的请求应予考虑。他应该被明示他在哪一方面为异端，而不应预先便被定罪”。腓特烈有很多的政治实力，正好1519年1月1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作为选侯，腓特烈的力量举足轻重，教皇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的意见。

教皇派出特使去见腓特烈和，1519年1月5-6日他与会谈，达成停火协议，不再辩论和发表文章，如果他的对手也这样做的话。

莱比锡辩论（1519）

停火协议很快就被破产了。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埃克是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很卓越的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的观点。1519年6-7月，埃克邀请的同事卡尔施塔特在莱比锡进行一场辩论，和同事梅兰希通还有许多维滕贝格的学生旁观。埃克显然是想与辩论的，只是由于前面所提的的停火协定才避开锋头。开始的时候，埃克与卡尔施塔特就人的自由意志和恩典进行了辩论，后来还是加入辩论，就更尖锐的罗马教廷的权威问题进行争辩。整个辩论持续了18天之久，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会的乔治亚伯爵不得不宣布休会。

关于罗马教会的权威问题，埃克持天主教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耶稣授命彼得所建，从一开始就有比其他教会更高的、从神而来的地位。认为罗马教会的地位是近400年来才由人建立的。这个争论涉及一段《圣经》的理解问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18，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中文和合本译文），这里“彼得”这个名字有石头的意思，天主教认为“这磐石”是指彼得而言，认为这磐石是耶稣基督，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不是教会的基础。除了这个经文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就是罗马教会是否从一开始就有高于其他教会的地位。埃克提出一份第一世纪的文件，据称是罗马的一位神父所写，中间提到罗马教会享有众教会的首领地位，这个权柄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主耶稣。说这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位神父所写的。确实这份文件已经被后世，包括天主教，普遍承认是中世纪850年左右编造出来的以西多伪圣谕（ 英语 ：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 之一。埃克警告他是在走100年前被烧死的异端教徒扬·胡斯的老路，会带来造反和流血，说承认罗马教廷的权柄不是来自神不等于就要造他的反，埃克说你看看历史吧。

在准备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其实关于罗马教廷的看法已经更加激进了，只是这个想法还不太成熟，在辩论中间还没有表达出来。在3月份他写给友人的信里，他说：“为了准备辩论，我在研究教皇的圣谕，我跟你悄悄说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是敌基督还是基督的使徒’”。过后，到1520年2月的时候，在更多地研究了胡斯的学说以后，说：“我们都是胡斯派，只是不知道而已”。埃克向教皇做了汇报，将称为萨克森的胡斯。至此，停火协议已经完全作废，的影响更大了。

信仰告白与开除教籍（1520）

1520年6月15日，教宗发表诏书，下令焚烧的一切书籍，命令在60天内撤销他的41项言论，不然他将被革除教籍。教宗派出特使到各地颁布和执行诏书，焚烧书籍。10月10日诏书正式送达。在这前后几个月内，也相继发表若干文章，澄清和强化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下面三篇：

《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 （ 英语 ：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 》（1520年8月出版）、《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 （ 英语 ： 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 》（1520年10月出版）、《 论基督徒的自由 （ 英语 ： On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 》（1520年11月出版）。

虽然几经斡旋，与罗马教会的决裂已经无可挽回，12月10日，在诏书送达第60天，与维滕贝格大学的许多教师、学生在城门口公开地焚烧了教皇诏书、教会法、经院神学的书籍，与罗马教会公开对抗。

1521年1月3日，教皇发布诏书，被革除教籍。

沃木斯议会（1521）

  （中右）在沃木斯议会受审（Anton von Werner绘于1877年）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保护者是萨克森的领主腓特烈亲王，他坚持需要对听证以后才能够判他是否有罪。罗马教会已经下了判决，他便求助于世俗政权，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经过许多努力，被传讯并得到安全保证，1521年4月17日，在沃木斯议会中，当着所有的王公和帝国城市代表受审，他最后一次被要求反悔。在思考一日之后，他拒绝反悔，除非有人能通过《圣经》指出他的错误。但这不是一个辩论会，代表1500年教会传统的罗马教廷的宣判已经足够了，据说他说了这样的名言：“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阿们”。

又经过私下的多方角力，5月25日查理五世发布了判决，被确认为异端，六位选侯中有四位签了字，腓特烈和另外一位没有签。判决摘要：

沃木斯议会以后，名声传遍欧洲各地。改革教派有人将沃木斯议会与耶稣受审相比，审问的神父好比祭司，查理五世好比本丢·彼拉多，腓特烈好比彼得。

藏匿在瓦尔特堡（1521）

 埃森纳赫，瓦尔特堡

随即。有传言他已被害。但实际上是腓特烈为了保护，在回维滕贝格的路上，派士兵绑架他，把他偷偷藏在年轻时居住过的埃森纳赫附近的瓦尔特堡，化名为约克。他在那里隐居了将近一年。

  瓦尔特堡上保留的的隐居地。原稿第一版被保持在书桌上的箱子里

在那段日子里，他继续地写作并与外界通信，最重要的，他把整本《新约圣经》由希腊文译成德文，让不懂拉丁文的普通德意志人也能够读懂圣经。在以前就已经有德文翻译，到1518年为止它14次被译为标准德语，4次被译为低地德语。但这些翻译都基于耶柔米的拉丁文翻译。则从希伯来语和希腊文的原文直接翻译过来。他从1521年秋开始翻译新约，在11个星期内完成初稿，1522年9月初次出版。此后他又翻译了旧约，1534年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翻译，但他一生都继续致力于改进完善圣经的翻译，字斟句酌，殚精竭虑。他使用萨克森（现德国中部）的官话为基础，融入一些生动的地方语，用语丰富、深刻，他的圣经翻译为德文的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德国新教徒仍然在使用多次修改后的圣经（最后一次在2009年）。它也是德国宗教音乐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许多宗教音乐的歌曲使用其中的诗句。

回到维滕贝格（1522）

隐藏在瓦尔特堡的那段时间，他在维滕贝格的同事开始将提出的宗教改革方案付诸实施，许多学生和市民非常激动，纷纷响应。改革包括圣餐礼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反对修道院，许多修士和修女离开修道院，甚至结婚，同时还提出反对在教堂内设置图像，反对音乐。同时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改革，改革者内部也意见不一，情况非常混乱。还出现许多激进的行为，比如许多人冲进教堂、破坏祭坛、图像，把神父赶出去，向那些向马利亚像祷告的人扔石头。腓特烈认为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命令在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不得改变弥撒仪式。

维滕贝格的市议会向求救，意思大概是希望能够支持改革。却深感伤痛，因为攻击他的人说他会成为“分裂、战争和叛乱”的缘由，被实实在在地应验了。冒着生命危险，放弃了他的隐居，于1522年3月回到维滕贝格以稳定局面。做了六天的布道，传讲忍耐、爱心和对信心软弱者的怜恤。这正是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讲到的“不自由”的方面。反对毁坏教堂里图像的做法，认为图像不是崇拜必需的，但《圣经》内容的图像也没有害处。激进改革圣礼的一些领导者，比如三年前与一同在莱比锡辩论中并肩作战的卡尔施塔特，愿意离开，市内的安宁渐渐恢复了。此后几年，在这里实行一系列稳健的的改革步骤，维滕贝格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堡垒。虽然仍然有危险，得以在此度其余生，开辟宗教改革的新道路。

宗教改革的发展

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带来思想震荡和分裂，跟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一起引起政治斗争和战争，是是非非还待后人评说。

这许多的纷争是马丁始料未及的。有几个客观原因，回头来看是比较清楚的。其一，大概公元900年以后，教会确实出现许多腐败的问题，这是天主教会自己也承认的，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其二，印刷术在1440年被发明/引进，带来了信息革命，马丁的九十五条和后来写的许多小册子都借着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圣经》也能够大量印刷，神学家、牧师、贵族甚至很多的普通人都能够自己研读，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第三，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与政治密切联系，这本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传统，从奥古斯丁开始，基督徒在信仰里面接受这一点，这又强化了政教合一的现实情况。这样，宗教问题就衍生成政治问题。第四，欧洲的政治权力分散，皇帝、领主、议会，权力相互制衡，教会内部不同修会、教区也有很多自主权。面临非常对立的选择时，整个帝国难以做出统一的决定，各个权力集团之间极其容易酿成冲突。第五，虽然教会有很多腐败，仍然有很多人都很认真对待信仰，修道院的修士、神学家、贵族、骑士，很多人是很真实地愿意用生命来保卫信仰。

发展

1527年，萨克森将宗的改革教派定为官方信仰，到1530年，德意志境内有一半的地方成为新教的领地。一生致力于制定完善宗教会的礼仪、信条、音乐等各个方面。1546年去世。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在欧洲各地纷纷涌现，简单概括一下在去世以前的一些发展：慈运理在瑞士邦联的苏黎世州进行相对独立的宗教改革，1523年苏黎世接受新教。英格兰国教会1529-1537逐渐从罗马教会独立出来，开始自己的宗教改革（改革程度较低）。1537年加尔文发表论基督教教义，以日内瓦为根据地，后来他的影响达到欧洲各地。1537年丹麦-挪威接受宗作为官方信仰，并继续在北欧传播。法国以天主教为主，但加尔文派的新教仍然成长。意大利、西班牙仍然是天主教的重镇。

分化

宗教改革运动否定了罗马教会的权威，自己内部也很快出现了分化，大多比更激进。在另外一方面，罗马教会回应改革运动，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一时间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关系错综复杂。下面把这阶段涉及到的与有关系的各方面的一些人物列出来，可以一窥管豹：

罗马教会强硬派

罗马教会温和派

的支持者

较激进的改革者

形形色色的激进改革者

宗教改革者不是没有试图合一，1529年在马尔堡，1530年在奥格斯堡，宗教改革领袖聚在一起的时候都试图达成一致的信仰告白，但主要是在圣餐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宗教改革一直多多少少各自为政，但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也有联合。

战争

  16世纪的农民起义

1524-1525年，神圣罗马帝国出现农民起义，有很多经济的原因，他们也反对罗马教会，奉为精神领袖，但并不赞成武力，反而发表文章，支持贵族动用武力，起义，最后农民失败。1531年瑞士的新教与天主教领地之间爆发卡佩尔战争 （ 英语 ： Second War of Kappel ） 。他1546年去世以后100年内，欧洲经历了 更多的战争 （ 英语 ： European wars of religion ） 都与宗教矛盾有很大的关系。

婚姻和家庭

  的妻子卡塔琳娜·冯·博拉，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所画，1528年

1525年6月13日，与一个于1524年从修道院中逃出来的修女凯瑟琳·冯·波娜订婚，6月27日两人结婚。对来说，这是他对理论的实践，因为他很反对修道院神父和修女不能结婚的规定，认为禁欲并无必要性。凯瑟琳在他困难和抑郁时期帮了他很大的忙，她在家里收留学生，以此来赚钱度过贫困时期，许多人将的言语纪录了下来，成为宝贵的资料。两人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早夭。

 之家是在维滕贝格的住处

1546年去世。

的神学思想

著述颇丰，也颇为分散，小册子、文章、讲道、谈话录占了很大一部分，大部头书反而不多。他的思想也是在发展中，前期和后期常常不一样，他有时候在辩论中说一些很激动的话，也未必能完全代表他的思想。因此解释他说的话需要比较小心。

继承了基督教思想的很多传统，比如旧约新约的典籍、三大信经、三位一体、人的原罪、耶稣的拯救等等，他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的问题主要是因信称义、教宗权柄、圣礼这三个问题。虽然没有用五个唯独来总结他的信仰，但这确实是对宗教改革者的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当他们如此强调五个唯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神圣性留给教会的权柄和教会的传统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彼此也可以有很激烈的批评，与慈运理之间的矛盾简直不比与教皇的矛盾小。

著述

所幸他的基本思想在下面几样著述里表述的很清楚：

协和书（1580） ：宗教会于1580年汇集出版的代表宗信仰的核心文章，包括本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著述，与关系最密切的有：

宗教改革三大文献

重要文献

其他

关于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的概念最重要的《圣经》根据是在《罗马书》，特别是下面几处经文

特别强调“因信称义”，他翻译的德文《圣经》将《罗马书》3：28译为“人称义是单单因着信”，这里的单单（德文：allein，英译：alone）是原希腊文圣经没有的，但认为是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早于出生前天主教会于日内瓦（1476年）和纽伦堡（1483年初）所出版的圣经亦已有“唯独信心”（德文："Nur durch den glauben"和意大利文："per sola fede"）一译。 罗马教会对此极其反对，但对此非常坚定。

《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曾经挣扎的一个问题是罗马书1:17中讲到神的义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后来1516年左右他恍然大悟，终于对因信称义融会贯通，笃信不疑。

灵魂如何获救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也是宗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圣经》说:“义人必因信而得”。据此认为，获救只凭人的信仰，与善功、教会的中介作用没有关系。在《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因信称义”学说。   

认为:“人有一个双重的本性，一个心灵的本性和一个肉体的本性。”就前者而言，人被叫做属灵的、内心的、新的人，是自由的。就后者而言，人被叫做属血肉的、外在的、旧的人，是受束缚的。因此，无论什么外在的东西，对于灵魂的义或不义、自由或受束缚，都毫无影响。“内心的人，靠着无论什么外在的‘事功’，或苦修，都不能获得释罪、白由和拯救。”“对于生命，对于释罪，对于基督徒的自由，有一样东西，并且只有一样东西是必需的，那就是上帝的最神圣的话，基督的福音。”有了它，灵魂就有了一切，而上帝的话是不能通过事功，而只能通过信仰来接受和承取的。因此，只有信仰才是获救的必要条件。非但如此，信仰和事功甚至根本不能并存。

不过，并非绝对否认事功。他指出:“我们凭信仰基督所要除去的，并非是‘事功’，而是对于‘事功’的迷信。是那种想凭‘事功’获得释罪的愚蠢想法。”因为人同时也是外在的人，“肉体的意欲，努力要侍奉并追求它自己的满足，这是有信仰的灵魂所不能、也不愿容忍的”。人必须通过事功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扬善避恶。但是，这只是信仰的结果罢了，就像好树结好果一样。因此，事功只需做到足以抑制情欲的程度就够了，童身、守贫等禁欲主义的戒律都是不必要的。1530年圣诞节，为他的小儿子写了一首马槽歌，其中唱道: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他就终身是个大傻瓜。这显示了一个新教徒令人耳目一新的朝气蓬勃的世俗生活。

关于教宗

在施马卡得信纲 （ 英语 ： Smalcald Articles ） 中，这么讲：按照上帝的律或上帝的话语，教宗不是基督世界的头，那个头衔仅仅属于耶稣基督。他只是在罗马的教会 - 还有那些自愿地、或按照人创造的，归顺于他的基督徒 - 的主教和神父。他们不是在他下面当他为主人，而是与他一起同为弟兄和同工，如古时的议会和圣希比路所指出的。

但今天没有一个主教敢像在圣希比路的时候那样称教宗为弟兄，而是必须称他为最有恩典的主，就算是国王或者皇帝也是如此。我们的良心不会、不能、也绝对不可以接受这样的傲慢。那些要如此做的人跟我们无关。

由此可知，教宗所做的一切事情，出于一个如此错误、混乱、亵渎、傲慢的权柄，从过去到现在都纯粹是的事情，（只有在有关世俗权力的一些事情上有例外，在那里上帝常常允许即使是一个和不信的恶人也可以对人民做一些好事），这毁坏了整个的大公基督教会，破坏了基督救恩的首要原则。

在他的圣谕与书籍中，教宗像狮子一样吼叫（启示录12），说基督徒除非能顺服他和他所愿、所说、所做的一切，否则不能得救。总之，尽管你相信基督，在他里面有救恩一切所必需的，但都没有用，除非你把我[指教宗]当神一样来拜、来臣服和顺从。但可以证实，圣教会有500年是没有教宗的，即使今天，希腊还有其他许多民族的教会[注：指东正教会]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归在教宗之下。另外，像经常所讲的，这是一个人的想像，既无必要，也没有用处，大公基督教会没有这个头也可以存在；而且存在得更好，更洁净，更兴旺，如果魔鬼没有树立这个头。教宗制度在教会中没有用处，没有属基督的功能，所以教会不要教宗而存在下去是必要的。

关于圣礼

什么是圣礼？圣礼的作用是什么？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这么说：

所以，认为圣礼是从神而来，是神与我们的约的记号。在罗马教会的七项圣礼，即洗礼，圣餐，忏悔告解，坚振，婚姻，授圣职，临终膏油之中，只有洗礼和圣餐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其他的可以是教会的仪式，也可以有神的祝福，但不是圣礼。比如说，他这样讲到坚振礼：

对于圣礼非常看重，因为那是神的应许的记号，不相信这个记号本身，也是对神的约的怀疑，这涉及到整个是否得救的问题。所以后来与慈运理等其他改革运动者在圣餐的问题上大家都不肯退让。但其他的礼仪却不需要一致。

《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礼仪：

关于洗礼，接受婴儿洗，这是神的应许的记号，也是婴儿得救所必需的，因为即使是婴儿也有原罪，没有洗礼是不能得救的。但对于有选择能力的成人，信心才是得救的确据，仅仅是婴儿洗本身并不能确保人的得救。他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这样说：

《奥格斯堡信纲》 这样论洗礼：

关于圣餐，认为圣餐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而不只是神职人员。这是非常激进的革新，从实际的层面与天主教会完全决裂。认为圣餐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真实的血与肉”，这种理论可称为“合质说”，与天主教会的“化质说”（饼与酒实质已变成基督的血和肉，不再是真正的饼与酒，虽然还有其外表），和慈运理的“纪念说”（饼与酒还是真 实的饼与酒，并非基督的血和肉，我们在领受中纪念基督），和加尔文的“功效说”（饼与酒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灵性的同在）都不同，后来成为新教各派联合的主要障碍。

《奥格斯堡信纲》论圣餐：

关于主的圣餐，他们[宗]认为基督的血与肉是真实在其中，分给吃的人。他们否定那些不同的教导。

关于婚姻

的首次论婚姻的课题，是在1519年完成〈论婚姻价值〉的讲道，此后在1520年写《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亦对此课题详加阐释；及至1521年又写了一篇《论修道誓愿》，反驳修士的独身；到了1522年以一篇更长的篇幅，再次申论并宣讲婚姻的层面，他自己于1525年结婚的一个原因也是要印证和实践他的婚姻观。下面各条引自《教会被掳于巴比伦》：

“婚姻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由神所定的生活方式”。

“不可禁止嫁娶”，“执事，神父，主教或其他受了圣职之人的婚姻，都是不能作废的”。

“至于人是否可离婚，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把婚姻看为圣礼，完全没有圣经的证明”。

关于圣乐

在罗马教会里，圣乐是由神父和诗班所唱，打破了这个限制，开始了会众唱诗的做法。非常喜爱音乐，他说“音乐是神给人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在神学之后，我给予音乐最高的地位和荣誉。除了神的话以外，只有音乐可称为是人心中感情的主妇。”他对于音乐在敬拜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他精心设计敬拜中的音乐，请著名音乐家来指挥他教会的诗班，他自己一生也写了约37首诗歌，最著名的作品为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一曲。他对音乐取材广泛，包括天主教会传统的格里高利圣咏， 荷兰学派多音部合唱 （ 英语 ： Franco-Flemish School ） ，德国民歌。

马丁于1524年编辑出版了德文的《 圣诗集 （ 英语 ： First Lutheran hymnal ） 》，有8首诗歌，其中4首是自己写的，广泛发行，影响颇大。同年扩充到《 圣诗手册 （ 英语 ： Erfurt Enchiridion ） 》，增加到26首。同年，与好友约翰·瓦尔特 （ 英语 ： Johann Walter ） 出版《新德意志宗教歌曲集》 Geystliche Gesangk Buchleyn ，又称《威登堡圣诗》 Wittenberg Gesangbuch ，有43首圣诗，并由写序言。学者们常常把新教音乐的起源订于1525年。

关于崇拜仪式

于1523年制定拉丁崇拜仪式《 弥撒和圣餐的仪式 （ 英语 ： Formula missae ） 》，在1526年制定《 德文弥撒 （ 英语 ： Deutsche Messe ） 》，将讲道列于崇拜的中心地位，并让参加崇拜的信徒一起唱圣诗，直接领圣餐。他制定这些仪式仅仅是一个样本，不是要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则。后来的改革教派将崇拜仪式大大简化，相比起来，制定的仪式与天主教会的还是非常相似的。

关于犹太人

一生对犹太人的看法是有改变的。反犹主义在欧洲一直很流行，开始是提倡善待犹太人，希望在革除掉天主教的种种弊端以后犹太人能够信基督教，但后来结果显然很不理想，相反，他感到犹太人在试图改变基督徒的信仰，他变得很愤怒，也开始提倡恶待不肯信基督的犹太人。后来的反犹太主义者（比如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常常引用，使用他的言论来为犹太人制造理由。的观点成了许多争论的焦点，有一点很清楚的是，他的主要出发点始终是关乎信仰的，不是关于种族的。

1516年，写到：“很多人骄傲地称犹太人是狗，是做恶者；但他们是何等愚蠢，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犹太人一样，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和污秽”。

1523年，在文章《耶稣基督生为犹太人》 中说：但是大概从1537年以后，对犹太人的反应非常失望，对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感到愤怒，非常敌对，比如1538年《写给一个朋友反对犹太人的信》和1543年写的《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都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意见。其中后者是他一生所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1546年去世。

他在《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 的前言中写道：文中论述犹太人如何从各个方面亵渎耶稣基督和圣经，以及犹太人如何在经济上欺诈基督徒，然后他列出对待犹太人的七步计划：第一，避开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学校，如果摩西活在今天的话，他会第一个烧掉它们。第二，不许他们拥有住房，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住房里做与在他们的学校里同样的事。然后象吉普赛人一样将他们圈在一个大厅或圈栏里，好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国土内他们不是主人。第三，没收所有他们的祷告书和塔木得经书，因为在这些书里他们传播谎言、诅咒和对上帝的诽谤。第四，禁止他们的拉比教书。第五，不向犹太人提供保护，不许他们使用街道。第六，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没收他们的钱币和金银，存放起来，如果有犹太人真正皈依，可以按情况给他一定数额，让他可以养活自己的家庭。第七，给年轻和健壮的犹太人镰刀、斧头、铲子、纺织机，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赚他们的面包。

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我希望在这本小册子里，那些不想变成犹太教徒的基督徒能找到足够的论点，来抵制那些瞎眼、恶毒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谎言、咒诅的敌人，知道他们的信仰不仅是错误的，他们还被邪魔所附。基督，我们亲爱的主，施恩改变他们的信仰，将我们保守在上帝的知识里，那就是可靠的永生，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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