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说

郭象，字子玄，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晋玄学家，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好老庄，善清谈。太尉王衍与郭象有交游，常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永嘉末年病卒。

《晋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原文：“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

名教思想

魏晋玄学从何晏﹑王弼至郭象，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贯串其中的有一个共同的、而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玄学理论形式的变化，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天性与状态。何晏、王弼等“以无为本”的“贵无论”，开始提出自然无为、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期望以自然统率名教，使名教复归于自然。到了阮籍、嵇康那里，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原因，他们突出地强调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名教的规范。

郭象提出独化论思想，说每一物都需要“他物”才能存在，但每一物都依然有独特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郭象认为：儒教便是名教，名教即是自然，自然便是儒教。郭象的独化论理论相对完备，基本上满足了当时门阀地主阶级调和与统一名教与自然理论矛盾的要求。

郭象《庄子注》便有：“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

庄子之注

郭象有《庄子注》，别成一书，“儒墨之迹见鄙，道家言遂盛焉”。流传至今。在中国封建时代成为《庄子》的标准注解，实际上这不是《庄子》这部书的注解，这是一部原创的哲学著作。

在郭象以前，早有很多人注释过庄子，尤其是向秀作的《庄子注》很有名；一说郭象剽窃向秀，但向秀的作品早佚，今日已无法确切查证。

《晋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原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郭象虽为《庄子》作注，但思维与庄子不同。例如《逍遥游》篇“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文是称美许由隐居不仕，郭象则以为“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者。”《庄子》推崇许由，但郭象却是称许尧而贬抑许由。今日学界大都以为郭象是在向秀的基础上“述而广之”，加以发展。例如汤一介认为：“郭象的《庄子注》确实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有重要发展，以此说郭注是向注的‘述而广之’。”也有人说注《庄子》者，郭象以下有数十家，但郭象在某些义理上超越了庄子的范畴。[7]北宋宗杲即称：“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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