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奥斯曼的统治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5月29日陷落，随后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倒台标志着拜占庭主权的终结。之后，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大部。在奥斯曼统治下，东正教基督徒虽被赋予一部分政治权利，但仍被视为二等公民。 大多数希腊人被土耳其人称作“拉亚”，这一称呼涵盖了奥斯曼统治阶级下的大量非穆斯林居民。

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入侵之前及期间部分移民至西方的希腊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如 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 （  Demetrios Chalkokondyles ） 和 列奥纳多·菲拉雷斯 （ 英 Leonardos Philaras ） ，开始呼吁解放他们的家园。 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呼吁威尼斯和“所有的拉丁人”帮助希腊人反抗“可恶、怪异和不虔诚的野蛮土耳其人”。 然而，希腊仍将受奥斯曼统治达几个世纪之久。

希腊革命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整个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争取独立的运动，却皆以失败告终。正如 “哲人”迪奥尼修斯 （ Dionysius the Philosopher ） 领导的反抗所证明的，整个17世纪，在摩里亚和其他区域对奥斯曼人的抵抗都很强烈。 摩里亚战争之后，伯罗奔尼撒受威尼斯统治达30年之久。从那时起，直到整个17世纪，伴随着 “克莱夫泰” 持续动荡。

第一次大规模起义是17世纪70年代由俄国援助的 奥洛夫起义 （  Orlov revolt ） ，在取得有限成功后便被奥斯曼帝国粉碎。在起义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蹂躏了希腊本土的许多地区。然而， 马尼阿泰斯人 （ Maniots ） 继续抵抗奥斯曼人的统治，并数次挫败了帝国对其区域发起的入侵，其中以 1770年的入侵 （Ottoman invasion of Mani (1770) ） 最为著名。 在第六次俄土战争期间，的里雅斯特的希腊社区资助 兰普罗斯·卡特索尼斯 （  Lambros Katsonis ） 组建了一支小型舰队，这给奥斯曼海军造成了麻烦；战争期间“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山地游击队员）也再度起兵。

与此同时，部分希腊人作为奥斯曼官僚阶级的成员在帝国内享有特权。由于东正教的高级牧首多为希腊裔，希腊人还通过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掌控东正教事务。因此，在奥斯曼米利特制度下，占主导地位的希腊牧首集团享有帝国所有东正教臣属的控制权(“ 罗姆米利特 ” )。

正教会在维护希腊民族认同、发展希腊社会及复兴希腊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8世纪起，在君士坦丁堡内，被称为“法那尔人”（该名称来源于城中的芬内尔区）的希腊名门世家成员，获得了对奥斯曼外交政策相当程度的掌控，并最终控制了整个官僚机构。

“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

  希腊“阿马托利”肖像画理查·帕克斯·波宁顿绘 (油画， 1825年–1826年， 贝纳基博物馆)。

在中央政府军事力量羸弱的时期，巴尔干乡村日益受到被称为 “克莱夫泰” （ Klepht ） (希腊语： κλέφτες ) 的法外之徒的侵扰。这些蔑视奥斯曼统治的匪帮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克莱夫泰受到高度崇拜，在广大民众中声名远播。

为应对克莱夫泰的侵袭，奥斯曼当局招募这些团体中最富有才干的，被称为 “阿马托利” （ Armatoloi ） (希腊语： αρματολοί )的签约基督教民兵，以保障危险区域——特别是关隘地带——的安全。 这些民兵团体控制的地区被称为“阿马托利”， 阿马托利最早于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在 阿格拉法 （  Agrafa ） 建立。 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后者常常变成克莱夫泰以期在同当局的交涉中获得更多利益，反过来，克莱夫泰团体也可能被派往 阿马托利 地区以对抗他们的前辈。

克莱夫泰和 阿马托利 逐渐发展为省一级的精英，但尚未形成一个所有成员都同舟共济的社会阶层。 随着阿马托利的地位逐渐趋向世袭化，一些首领开始将 阿马托利克 领地视作其个人财产。这些匪帮头目大权在握，并介入到构成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关系网中。 部分头领寻求对其领地的垄断地位，朴特因此期望能剿灭他们，却鲜有成效。

到独立战争时期，在鲁米利亚、色萨利、伊庇鲁斯和南马其顿地区已不乏兵多将广的阿马托利。 革命领袖及作家 亚恩尼斯·马克里伊安尼斯 （  Yannis Makriyannis ） ，将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誉为“自由的酵母”。因为这些希腊人仅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希腊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启蒙运动和希腊民族运动

 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 （ 英语 ： Adamantios Korais ）

 里加斯·费拉伊奥斯 （ Rigas Feraios ） (d. 1798年)，知识分子和革命家，被视为希腊革命的先驱。

18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内外经济发展，两个商人团体由此兴盛起来：部分成为富有海商的，来自伊兹拉岛和安德罗斯岛等爱琴海岛屿的希腊水手，以及鲁米利亚的斯拉夫赶骡人。在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希腊裔和大多数的瓦拉几裔既有赶骡人和小商贩，也有的独立商人和银行家。 随着商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到本世纪末，希腊语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大陆商人通过“希腊化”的方式进行同化。

他们将创造的捐献给财富学校和图书馆，并资助希腊青年在西欧大学深造。 在那里，学生们接触到了欧洲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浪漫民族主义的激进思想。 受教育且有影响力的散居于大希腊的成员，如 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 （  Adamantios Korais ） 和 安西莫斯·加齐斯 （ Anthimos Gazis ） ，试图向希腊人传播这些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他们的国家认同。在这场 现代希腊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通过希腊语在书籍、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中传播。

18至19世纪革命民族主义在欧洲（包括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希腊民族主义开始兴盛起来。

最具影响力的希腊作家和知识分子是 里加斯·费拉伊奥斯 （ Rigas Feraios ） 。 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里加斯计划发起一场全面的民族运动，旨在解放所有巴尔干国家——包括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并创建“巴尔干共和国”。里加兹于1797年在的里雅斯特被奥地利官员逮捕，他被移交给奥斯曼官员，并与他的同谋一起被押送至贝尔格莱德。1798年6月被绞死，尸体被遗弃于多瑙河。

里加斯的死最终煽动了希腊民族主义的火焰；他的民族主义诗歌——“Thourios”（战歌）——被翻译成部分西欧及 巴尔干语言 ，并成为号召希腊人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战斗口号。

另一位平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 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 （ Adamantios Korais ） ，这位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希腊作家主要通过启发民智来推广启蒙运动，他借鉴了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科莱斯年轻时前往巴黎深造，最终毕业于蒙彼利埃医学院，并在巴黎度过了余生。他经常与托马斯·杰斐逊进行政治和哲学辩论。在巴黎，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为其民主所感染。科莱斯花费了大量时间说服富有的希腊人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以推进希腊人的教育。他认为，为了希腊人民以及该民族的一般福祉和繁荣，进一步发展教育是必要的。科莱斯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像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那样的民主的希腊，但在革命结束前他已经去世。

希腊启蒙运动不仅得到了西欧和俄国的希腊大商人的支持，而且得到来自西欧的 亲希腊人士 （Philhellenism ） 的支持。 这场希腊独立运动不仅是东欧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而且是非基督教环境，如奥斯曼帝国中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

友谊社

  位于敖德萨 希腊广场 （ 英语 ： Hretska Ploshcha ） 的友谊社总部

费拉伊奥斯的殉难激励了三位年轻的希腊商人： 尼科劳斯·斯库法斯 （  Nikolaos Skoufas ） 、 埃曼努伊尔·汉索斯 （ 英 Emmanuil Xanthos ） 和 阿萨纳西奥斯·特斯卡洛夫 （ Athanasios Tsakalov ） 。他们受到意大利烧炭党的影响，并利用自己作为共济会成员的经验，于1814年在敖德萨这一希腊商人的重要中心秘密成立了 友谊社 （英语 ： Filiki Eteria ） 。 新生的社团不仅获得了来自流亡英美的富裕希腊社区的支持，还得到了西欧同情者的帮助。有鉴于此，社团筹划发动叛乱。

最初，友谊社的目标是恢复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拜占庭帝国，而非建立民族国家。 1820年初，伊奥尼亚群岛官员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联合外交部长，友谊社向其示好，希望他能担任社团领袖，却遭到了拒绝。社员们转而求助于 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 （  Alexander Ypsilantis ） ，这位在俄国军队中担任将军及沙皇副官的法那尔人接受了请求。

随后，社团迅速扩张，并很快能够在希腊世界的所有领域招募到来自希腊社会的所有要素的成员。 1821年，奥斯曼帝国不仅深陷同宿敌波斯的战争，还面临阿里帕夏在伊庇鲁斯的叛乱，这场迫使摩里亚行政长官 胡尔希德帕夏 （Hurshid Pasha ） 和其他地方的帕夏们离开本省以协助平叛。与此同时，为平息法国大革命余波而建立“欧洲协调”的列强，此时正全力应对“ 1820年革命 ”。在此情形下，希腊人判定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计划于伯罗奔尼撒、 多瑙河公国  和君士坦丁堡三地起事。

亲希腊主义

 异教徒与哈桑的战斗 欧仁·德拉克罗瓦绘（1826年，布面油画，芝加哥艺术学院）。灵感来自拜伦勋爵的诗作 异教徒 。

由于古希腊是西方许多古典遗产的发源地，故而欧洲普遍对希腊的独立运动报以同情。一些富有的美国人和西欧贵族，如著名诗人拜伦勋爵和之后的医生 塞缪尔·豪 （ Samuel Gridley Howe ） ，纷纷拿起武器加入希腊革命者的行列。

许多人还给革命以经济上的援助。 伦敦亲希腊委员 （ 英 London Philhellenic Committee ） 于1824年和1825年会先后向叛乱中的希腊资助了两笔浮动贷款，金额分别高达80万英镑和200万英镑。 苏格兰亲希腊历史学家 托马斯·戈登 （ 英 Thomas Gordon (British Army officer) ） 参与了革命运动，并于后来用英语创作了首部希腊革命历史。据阿尔伯特·波伊姆回忆“亲希腊主义者们自行忽略了许多希腊方面的暴行，否则矛盾的事实将使他们无处发泄自由主义的冲动。”

在欧洲，尽管起初列强对其报以冷淡、负面的态度，希腊的叛乱仍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对奥斯曼的暴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而刻意忽视基督教一方的暴行。 1822年， 奥斯曼在希俄斯的大 （  Chios massacre ） 启发了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出着名的 希阿岛的 （  The Massacre at Chios ） ；德拉克罗瓦其他亲希腊作品的灵感来自拜伦的各类诗作。借这位最为著名的亲希腊主义人士之名，德拉克罗瓦得以在事业上取得声望与财富。

拜伦本人则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花费大量精力筹集财物资助革命，但却于1824年在迈索隆吉翁病逝。拜伦的死使欧洲对希腊革命的同情变得更为强烈。受到拜伦的诗歌和德拉克罗瓦的画作的影响，欧洲公众开始彻底倒向支持希腊革命者，并最终导致西方国家的直接干预。

亲希腊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使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和文学家能够通过将现代希腊历史作为古希腊历史的延伸来扩展古典音乐；再现古希腊精神的想法渗透到了希腊事业支持者的修辞中。该时期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将驱逐土耳其人设想为复兴黄金时代的前奏。

起事

1821年春，在多瑙河区公国首先有人举事，很快被奥斯曼人平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也响应起事，3月23日，希腊起义军收复卡拉马塔。到3月底，乱事已遍及整个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大多被起义军控制，克里特岛、马其顿及希腊中部也有人起事响应。奥斯曼帝国对此展开了全力的。

由 塞奥佐罗·科罗克特罗斯 领导的希腊人在1821年10月攻占特里波利。

在希俄斯岛，1822年的战事造成起义军及岛民共约2万人被杀或饿死，在欧洲引起大的关注。

此时希腊人内部出现派系矛盾，引发内战，而奥斯曼帝国则与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约好，共同希腊人。阿里帕夏派遣其子易卜拉欣帕夏出兵北上。易卜拉欣于1825年2月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到了年底已占领半岛的大部分。迈索隆吉翁自1825年4月起被土军围困，次年4月失守。

列强干涉及希腊独立

  1832年的希腊王国疆域以深蓝色标示

1827年，英国、法国及俄国签订《伦敦条约》，呼吁奥斯曼土耳其在保留宗主权下容许希腊人自治，三国又共同派遣舰队到希腊，意图促成希土停战。三国的联合舰队在1827年10月20日的纳瓦里诺海战中摧毁了奥斯曼和埃及的联合舰队。

182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爆发第八次俄土战争，同年法国出兵伯罗奔尼撒。希腊人趁机反攻。1829年9月，俄土双方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1832年，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英法俄三大国决定推举巴伐利亚王子奥托一世做希腊王国国王。

英国诗人拜伦同情和支持希腊独立运动，1823年他号召一支义勇军，前往希腊支援作战，不幸于1824年因疟疾死于希腊。

文学

雨果《东方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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