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询是中兴之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但司马光却在《资治通鉴》中说，“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意即汉宣帝处死或逼死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是他执政的最大污点。

　　那么，赵、盖、韩、杨之死，到底算不算是汉宣帝为政的最大污点呢?我们且先来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死的。

　　1、赵广汉之死

　　赵广汉字子都，廉洁奉公、精明强干，尤其擅长处理政务。在担任颍川郡太守、京兆尹期间，赵广汉不畏权贵，果断打击违法乱纪的江湖宵小和结党营私的豪门大族，名扬天下，深得老百姓的敬重与爱戴。

　　公元前65年，赵广汉的门客私自在长安街上卖酒，被人举报。赵广汉怀疑是丞相魏相的手下荣畜指使人干的，便借故以其他罪名将荣畜处死了。

　　有人上书朝廷告发此事，汉宣帝命丞相魏相、御史共同负责审理此案。

　　赵广汉为了胁迫魏相停止审理此案，派人进入丞相府，暗中收集丞相违法的罪证。恰巧，魏相家中有一婢女自杀而死。赵广汉获此信息，怀疑婢女是被魏相的夫人逼死的，大喜过望，马上派人去与魏相谈判。但魏相不为所动，反而加紧了对赵广汉的审查。

　　于是，赵广汉亲自率领官吏、兵卒进入魏相的丞相府，召魏相的夫人前来，跪在院中接受盘问，并抓走了相府奴婢十余人。

　　魏相上书汉宣帝为自己辩白，汉宣帝命廷尉负责处理。经查明，婢女之死并非像赵广汉说的那样。汉宣帝因此更加厌恶赵广汉的行为，下令逮捕赵广汉，将其腰斩。

　　2、盖宽饶之死

　　盖宽饶字次公，河北人，曾任太中大夫，司隶校尉，负责对上至皇后太子，下至公卿百官的监察工作。因其检举、弹劾无所回避，不畏权贵，被称为“虎臣”。

　　然而，盖宽饶为人过于苛刻，好捕风捉影陷害他人，又好批评朝政，冒犯旨意，所以既与不少同僚结怨，也不得皇帝喜欢。

　　盖宽饶曾上书弹劾张安世的儿子张彭祖过殿门不下车，但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张彭祖当时过殿门时，的确时下了车的。

　　汉宣帝亲政后，注重刑法事务，任命宦官担任中书官。盖宽饶对此颇有微言，于公元前60年给汉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如今圣贤之道逐渐衰微，儒家经术难以推行，把宦官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又引用《易传》说：“五帝将天下视为公有，三王将天下视为私有。视为私有则传给子孙，视为公有则传给圣贤。”

　　盖宽饶这是什么意思?说汉宣帝的世道不好?说汉宣帝应该视为公有，将皇位禅让给他人? 汉宣帝看到上书，勃然大怒，下令免去盖宽饶的职务。

　　直到此时，盖宽饶仍然不知悔悟，仍然觉得自己忠心不得用，于是在未央宫北门之下用佩刀自杀而死。

　　3、韩延寿之死

　　韩延寿字长公，燕地人，曾任谏大夫，颍川太守，东郡太守，左冯翊等职。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义，推行教化，每到一地，必定聘请当地贤士，以礼相待，以广泛地听取建议，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所以，韩延寿所治理过的地方，大多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刑狱大为减少，风气大为改善。

　　公元前57年，韩延寿代替萧望之任左冯翊，萧望之升任为御史大夫。

　　萧望之听说韩延寿在任东郡太守时，曾私自发放官府之钱一千余万，便派御史前去调查。韩延寿听到消息，也派人调查萧望之任左冯翊时，发放属于廪牺令掌管的一百多万钱之事。

　　萧望之上书替自己分辨说，我是御史大夫，职责是总领天下监察事务，听到有人检举，就不敢不闻不问，如今却受到韩延寿的要挟。

　　汉宣帝下令，对二人分别进行调查。结果，韩延寿指控萧望之动用官钱一事并无事实根据，而萧望之派到东郡的御史却查出了韩延寿的多庄罪行：

　　韩延寿在考试骑兵之日，奢侈豪华，超过规定;动用官铜，仿照尚方铸造御用刀剑之法，等到月食时铸造刀剑;动用官钱，私自雇用管理徭役的官吏;加装自己车辆的防箭设施，花费在三百万钱以上。

　　韩延寿因此被指控犯有“狡猾不道”之罪，被斩首示众。

　　4、杨恽之死

　　杨恽字子幼，陕西人，其父杨敞曾两任丞相，其母是司马迁的女儿。宣帝时，杨恽曾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升为光禄勋，位列九卿。

　　杨恽为人无私，有文采，但爱夸耀自己的才干，为人尖酸刻薄，好揭人隐私，所以在朝中结怨很多。

　　韩延寿被汉宣帝免职时，杨恽曾上书为韩延寿辩护。郎中丘常私下问杨恽：“听说你为韩延寿辩解，能救他一命吗?”杨恽说：“谈何容易!正直的人未必能保全!我也不能自保，正如人们所说：“鼠不容穴，衔窭数。”又说：‘正月以来，天气久阴不下雨，这类事，《春秋》上有过记载，夏侯胜也说到过。这意味着将有臣下犯上作乱。”

　　公元前56年，有人上书太仆戴长乐有罪。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指使的，便也上书杨恽，将杨恽私底下对丘常所说的话全都抖了出来。

　　此事闹到廷尉那里，廷尉认为，杨恽心怀怨望，恶言诽谤，大逆不道，应当处死。但汉宣帝不忍心杀人，下诏将杨恽、戴长乐全都免官贬为平民。

　　杨恽失去封爵和官位，回到家里，天天宴请朋友，大肆挥霍取乐。杨恽的朋友孙会宗写信劝戒他说：“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之意。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声誉。”

　　但杨恽因遭到罢黜而内心不服，便回信说：“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常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人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满腹牢骚，跃然纸面。

　　另外，杨恽兄长的儿子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却回答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

　　后来，有人上书告发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经廷尉核查，发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汉宣帝看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于是以大逆不道之罪判处杨恽腰斩。

　　总之，赵广汉与韩延寿是因公报私仇、胁迫公卿而死，盖宽饶与杨恽则是因为不识时务，冒犯龙颜而死，都是死有余辜，怪不得他人。司马光把赵、盖、韩、杨之死视为汉宣帝的政治污点，实在是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