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上，芒罗女士是自己所在领域内当之无愧的女王，人人都觉得瑞典学院给她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封号足以服众。对一位三获加拿大总督奖，两获吉勒奖，并且赢得过布克国际奖的82岁女作家而言，2013年的诺贝尔奖来得顺理成章。

　　她也没有政治上的污点。她甚至没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她不激进，不保守，不搞两面三刀，不做政治投机。她完全是非政治的，在政治上是免疫的。虽然得过三届总督奖，但她和政府保持了安全的距离，不担任官职，不为政治人物背书，同时也不参加反政府的活动。在近年来的反战、反全球化、土著第一民族，以及水系保护等或行动中，统统看不见她的身影。

　　加拿大人性格低调，不爱张扬，但这并不表明加拿大作家都像芒罗这样缺乏政治热情。

　　作家约翰·劳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是加拿大首位华裔总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的丈夫，也是现任的国际笔会主席，该组织历来以保卫作家的创作和表达权利为己任。2009年，读书报报道索尔当选时，他曾表示，他的目标是找到新途径来对抗审查，声援有难作家，并保护数百种濒于消亡的语言———语言的消亡是“对最终极的否定”。

　　另一位加拿大作家、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赢得布克奖的扬·马特尔，也曾因为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某次典礼上对作家态度傲慢而心生不满，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并公开给总理寄书，包括

　　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阿克罗伊德谋杀案》，以及本国作家伊丽莎白·斯马特的《我坐在中央大车站哭泣》，借此要求总理对艺术家端正态度。

　　四年前，读书报在报道芒罗的长文中写道:

　　“她总是将目光流连于平凡女性的生活，从自己和母亲身上寻找灵感，精确地记录她们从少女到人妻与人母，再度过中年与老年的历程，尤擅贴近女性之性心理的波折与隐情，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心重负，细致入微，又复杂难解，看似脆弱，却又坚忍顽强。”

　　这段话今天仍然适用。她的作品中虽有对女性权利的思考，她的人物有时也付诸行动，但并不激进，而且往往承担着后果。

　　伍德:咱们的契诃夫

　　从1968年的处女作《幸福的幽灵舞曲》(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到去年问世的《美好的生命》(Dear Life)，芒罗女士共出书十四本，皆为短篇集，但仅有《逃离》(2004)一部，有过2009年的李文俊中译本。尽管如此，对瑞典学院的选择，一周以来的中国评论界充满了整齐的叫好之声。

　　好像没用过的都说好。但是最好别轻易指责，说什么:“天啊，您连芒罗的书都没读过!”或者:“您怎么能把芒罗叫成‘门罗’呢?我看您还是叫她梦露算了。”

　　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是芒罗多年来的鼓吹者，他讲过一个小故事，在芒罗的小说《小女丐》(The Beggar Maid，初刊于1977年6月的《纽约客》，后收入1978年的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里，有个自视甚高的男人看到心仪的女人有位朋友“弄错了

　　梅特涅的发音”，便义愤填膺地质问她:“你怎么能和那种人做朋友?”

　　伍德由此想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The Russian Master)，里面同样有个家伙，名叫谢巴尔津，不停地指责年轻的教员尼基丁从未读过莱辛，仿佛在叫喊着:

　　“您连莱辛的书都没读过!您多么落后!上帝啊，您多么堕落!”(汝龙译文)

　　芒罗常被比作契诃夫，但这个称呼是有限定的。至少她还不是中国人民的契诃夫。

　　俄国裔的美国短篇小说家辛西娅·奥齐克称她是“我们的契诃夫”，詹姆斯·伍德则说，现在这年

　　头，你可以把任何人称作“我们的契诃夫”，只要这个人写过几篇马马虎虎的短篇小说，“但艾丽斯·芒罗才真正是我们的契诃夫———这也就是说，英语的契诃夫。”伍德说。

　　布卢姆:寻常忧愁

　　对芒罗女士，虽然现在听不到争议，但不等于没有争议。

　　同操英语的耶鲁大学斯特林人文教授、《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卢姆便未必会同意伍德的说法。

　　2009年，布卢姆曾为自己主编的芒罗评论集作序，认为她已可加入20世纪众多短篇名家之列。为了增长见识，本文在此照录布教授的名单。他们是:

　　“兰多尔菲、卡尔维诺、哈代、吉卜林、毛姆、萨基(HH·芒罗)、弗兰克·奥康纳、伊丽莎白·鲍恩、埃德娜·奥布赖恩、曼、瓦尔泽、安德烈耶夫、蒲宁、[伊萨克·]迪内森、[布鲁诺·]舒尔茨、[IL·]佩雷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阿格农、[雷纳尔多·]阿雷纳斯、科塔萨尔、戈迪默、[伊迪丝·]沃顿、[舍伍德·]安德森、凯瑟琳·安·波特、[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纳博科夫、马拉默德、[辛西娅·]奥齐克、[沃尔特·]阿比什、巴塞尔姆，以及其他人等。”

　　不过，布教授说，他故意没提另外十位最伟大的短篇家:亨利·詹姆斯、契诃夫、DH·劳伦斯、卡夫卡、巴别尔、博尔赫斯、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以及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艾丽斯·芒罗虽不能与他们比肩，但仍不失为短篇时代的良伴。

　　这番话放到四年前来看，当然不能算作对芒罗的批评，但布鲁姆对她显然是有保留的。他说，芒罗的感受建立在一种已有定论的生活之上，因而回避了对过去的剖析。在她的小说里面，没有一个人上天堂，也没有一个人下地狱。她只写“寻常的忧愁”，放在别人那里固然单调失色，但是对芒罗笔下的大多数女人和许多男人而言，这却是一种成就。布教授从莎翁戏剧《爱的徒劳》中借用了一句话，形容“芒罗虚构的种种婚姻，都是‘天长地久的买卖’(world-without-end bargains，朱生豪译文)”。

　　布教授直言不讳地说，芒罗“缺少伟大文学艺术那种美妙的疯狂”。

　　洛伦岑:生不如死

　　一年前，在大西洋的另一头，也有人批评了艾丽斯·芒罗，并且在加拿大国内引发了一些。不过，在芒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次小小的风波已被众口一词的滔天赞美所淹没，几乎再也无人提起。

　　2012年11月，《伦敦书评》编辑克里斯蒂安·洛伦岑(Christian Lorentzen)在该刊发表长文《可怜的露丝》，评论芒罗的新作《美好的生命》。

　　洛先生说，在其首部小说集《幸福的幽灵舞曲》中，“芒罗以鸡汤贩子(epiphany-monger)出道”，又说她晚近越来越沉闷，不厌其烦地进行着“为了细节而细节”的堆砌。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今年5月的总结，洛伦岑指出，芒罗的这种纤细不应成为敬畏她的理由，而应该作为厌弃她的原因。

　　洛先生一口气读了十部芒罗的小说集，然后感到自己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他写道:

　　“我像她笔下的人物一样悲伤起来了，而且像他们一样变得越来越悲伤。我渐渐习惯了，生活是破败的，或者是污秽的，正像她小说中一直在说的那样……我看到每个人都要得癌，或是患上痴呆，由此剥夺了他们的记忆，从此忘记了自己可能犯下的、而他们已经花了整个一生来思考的小小通奸。”

　　洛伦岑的指责当然是难以苟同的。哪有那么多的夕阳红，让您越读越幸福?没错，老百姓活到头，多半不是得癌，就是傻掉。但是，这些话至少提醒我们，对芒罗的书，接纳起来要有所节制，大剂量地连续服用，恐怕副作用不少。

　　此外，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芒罗女士写的是工笔英语，单词不难，句子却要细细琢磨，而且暗藏颇多。在读书报2009年的报道中，曾将《幸福的幽灵舞曲》译作《好阴凉之舞》，就是在没有读作品情况下的无知错误。芒罗的一多半功力都在语言上，希望在即将上市的大批汉语译本中，她这份深藏的细巧不要再损失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