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的主要六大特征:稳定性与变异性并存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社会,因而围绕着农耕生活累积形成的中国民俗具有一种“大农业”的特点。从发时节日到人生礼,仪的众多民俗事象无不或隐或显地具有这一特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而且时至今日,境内共同生活着 56 个民族,这样中国民俗又具有了独特的民族气质。所以,从整体来看,中国民俗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多元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夏族与东部夷人、南部的三苗、西北的羌戎成为华夏共同体的最早成员。此后,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不断地吸纳异民族的生命机体与文化成分,各民族杂居共处,逐步形成今天 56 个民族和平共处的统一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习俗,在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中,民族习俗被吸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程度不一地保存着各自的民俗特性,形成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钟敬文语),因此,中国民俗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特点。
比如在婚礼习俗方面,汉族沿袭着“议婚一订婚一嫁娶”的婚俗模式而一些少数民族的婚俗模式则各有特色,如土家族的“哭嫁”习俗、傣族的“抢婚”习俗、纳西族的“走婚”习俗等。这些少数民族的婚俗大多没有烦琐的礼节仪式,也很少有礼法限制,行歌坐月、对歌择偶,表现了他们异于汉族礼俗的民族特性。
华夏族的祖先在与异民族杂居共处、互相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使中国民俗文化体系内的多种成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与融汇。比如“我国的朝鲜、达斡尔、鄂伦春等24 个民族既过本民族的节日,也过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这么多民族过汉族的传统节日这显然是民俗融合的结果”。
此外,中国民俗文化还吸收其他异域文化的因素。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族改变了某些旧有的习俗,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习俗如汉族的“送灯”习俗,俗云此灯是送子观音送来的,盼望生子的家庭如果求到这盏灯,必定全家欣喜。
“送灯”之习,是汉族的生育习俗,“灯谐音“丁”(男丁),“送灯”谐音“送丁”即“送子”。这一习俗本来是汉族所特有的却融进了异域文化一一佛教的内容。另外,在十二属相中,“老鼠”对应的是“子”,而“子”就是“男丁”,因此在中国民间“老鼠与“灯”搭配在一起,寓意“送丁”,在剪纸图案中,这类图案颇受民间百姓的厚爱。
此外,中国民俗文化还吸收其他异域文化的因素。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族改变了某些旧有的习俗,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习俗如汉族的“送灯”习俗,俗云此灯是送子观音送来的,盼望生子的家庭如果求到这盏灯,必定全家欣喜。
“送灯”之习,是汉族的生育习俗,“灯谐音“丁”(男丁),“送灯”谐音“送丁”即“送子”。这一习俗本来是汉族所特有的却融进了异域文化一一佛教的内容。另外,在十二属相中,“老鼠”对应的是“子”,而“子”就是“男丁”,因此在中国民间“老鼠与“灯”搭配在一起,寓意“送丁”,在剪纸图案中,这类图案颇受民间百姓的厚爱。
又如汉族节日民俗中的“浴佛会”“佛诞日”,都是受佛教影响而新增的习俗。总之,中国民俗文化的多元复合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海纳百川,方显其浩荡:中国民俗将多元文化融为一体,方显其多姿多彩、博大精深。
二、神秘性
中国传统民俗古朴原始而又神秘奇异。在民间传承着大量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古老风俗,如巫术信仰、动物崇拜、图腾与祖先崇拜等,都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例如,长白山一带的挖参人在采挖人参的过程中形成了神秘的挖参习俗。
人参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头足俱备,酷似人形,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食之可以延年益寿,人们自古就赋予它各种神奇的色彩,称之为“神草”“百草之王”。因为人参难得,挖参人进山采参时不仅组织严密,使采挖无疏漏之处,更有各种巫术信仰,试图用人的意念控制自然,给挖参行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挖参时有许多山规戒律,例如不许多说一句话,不许多做一件事。
山规之一就是发现人参时应立即大声呼喊:“棒!”据说如此一喊,“棒槌”( 即人参) 就会被“定住”,不再逃跑。此时“把头”(即挖参小组的组织人) 就要问:“什么货?”发现者要立即回答“五批叶”或“六批叶”。然后同伙人笑着说:“快当!快当!”像这样,前面发现者的报告称为“喊山”,后边应和者的问语、贺词则称为“接山”。这一喊一接,据说可以把人参吓住,当然同时也有报告、祝贺之意。
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崇拜和语言禁忌习俗---相信语言具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魔力,可以控制自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祖先试图征服自然的民俗心理和奇特手段,它们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传承到今天。
中国民俗神秘性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生存环境没有明显改变人们尚无足够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以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因此,人们信奉神秘力量,以此缓解精神压力,服务现实生活。直到现阶段,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条件仍有局限,原始神灵观念仍未消失,因此,中国民俗的神秘性虽较以前大为淡化,但在底层民众或偏远乡村仍能对其有深刻体会。
三、实用性
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中国民俗门类繁多、形态各异,但其最基本的特性是实用。民俗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结成相互关系,开展生产,繁衍后代,寻求精神愉悦。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于民众。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形成和出现,都以实用为其根本目的。
比如在民间信仰上,中国人所创造的神都是祈求对人的生产和生活有帮助的神,如“财神”、龙王、观音等。中国人在拜神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实用性,比如想发财就去拜“财神”,想生儿子就去拜“送子神”,想长寿就去拜寿星,想求雨就去拜龙王,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自身有所求才去拜
神的,在信仰上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
四、地域性
中国有许多民俗具有全民性特征,为国人普遍沿袭,这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决定的。但是一般民俗在渗透到全国的过程中,往往因各种原因而出现地方变异。就过年习俗来说,农历年为广大汉族地区及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普遍沿用,但各地过节的内容各不相同。
比如湖北荆州、沙市一带,第一餐要吃鸡蛋,意谓“实实在在,吉祥如意”;闽南人春节第-餐吃面条,寓意“年年长久”;广西壮族人春节第一餐一定要吃甜食,表示新的一年生活美好,甜蜜如意。而山东一带过春节第一餐必定要吃饺子,而且要将其中的两个饺子分别包上硬币和皮。当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全家人一起吃饺子。吃到包硬币的,寓意新的一年能挣钱;吃到包皮的,寓意新的一年有福气。
又如端午节很早就成为全国通俗,其主旨是驱疫辟邪,但各地过节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南方水乡吃粽子、插香艾、赛龙舟,北方一般是在大门.屋门上插香艾叶、佩五色丝、吃煮鸡蛋。
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方各地过端午节的习俗仍略有差异。比如山东邹平市过端午,人们早晨起床后均需饮酒一杯,据说可以辟邪。山东日照过端午,大人会给儿童缠七色线,且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才能解下来扔到雨水里。山东泗水一带过端午,还要吃用香艾叶水煮的鸡蛋。
民俗的地域差异在谐音和忌讳式民俗语义方面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梨”在普通话里与“离”同音,北方民俗情人、朋友和亲人之间不分梨吃怕犯“分离”的忌讳。但在闽南话里,“梨”与“来”同音,人们与客人分享“梨”则意味着“友好”,有“希望下次再来”的民俗寓意。正是由于民俗地域性的存在,我们要“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
五、稳定性和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世代沿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比如人生礼仪习俗、岁时节日习俗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作为一种超越世代、绵延不绝的社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现象,民俗尽管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它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这种变异性强调的是民俗呈现在时间上的某些特征
比如中国古代的婚俗讲究“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父母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甚至包办婚姻。古人在婚俗礼仪上讲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习俗。现代婚俗源于古代的“六礼”,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礼仪上来说渐趋简化,一般只经历“议婚、订婚、嫁娶、拜堂、送入洞房”等环节,很多人还采取集体婚礼的方式,父母一般不再包办儿女的婚姻
六、规范性
规范性是民俗在社会功用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指民俗作为一种大众约定俗成的民间规约,对民间社会所有成员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深入研究民俗文化的存在态势、作用方式,我们感到它有一种类似“文化场”的效应。
这种“文化场”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像磁场、引力场一样又确实存在,弥散于全空间,对某一空间区域中的人们起着一种无形却又强有力的征服、约束的作用。这种作用无形无体,却极具穿透力,同时有着极其广泛自然的影响力。它同化着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们涂抹上同样基调的文化背景和相互类同的意识观念。
这种同化极具穿透力,可谓无孔不入,它渗入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内心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举止言谈、善恶标准、是非界限、美丑约定·....·凡此种种无不受这种文化场引力的作用,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人们牢牢地吸纳入该文化场,并成为该文化场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民俗文化的规约性体现为一种场效应,这种场效应表明了文化对人的强制约束作用强调了人在文化面前的受动、依赖的一面。
“文化是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文化一旦形成便是“超个体”存在的,它在任何个体面前都是一种先天的、既定的、不可抵扩的力量。俄罗斯有句谚语:“在一个人的尿布上就留下了这个民族的痕迹。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出生之初即依附于该民族的物质生存空间,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该民族的民俗文化、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习俗,从而打上该民族的印记。
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民俗文化同样既不受分工造成的个体发展倾向的限制,又凭借交往形成的群体化沟通、维系、协调群体的心理,输入共识趋同的价值观念。它是一股潜在的深流,默默地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浸润染着该文化场中的每一个人,对每个人而言都难以抗拒和跨越,从而从内在的思维到外在的行为都打上了该民族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历代社会都十分重视民俗的规范作用,称它为“不成文的习惯法”。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大国;由于历史的与民族的原因,中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民俗资源异常丰富。社会是文化的载体,俗话说“俗随时变”,风俗的变迁总是和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作为民众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风俗文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变得越来越五彩缤纷,越来越令人目不暇接。
综上所述,中国民俗具有多元性、神秘性、实用性、地域性、稳定性和变异性、规范性等特征,同时中国民俗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烙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应该学习中国民俗文化,而要理解中国民俗中的众多民俗事象,首先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是甚为必要的。
中国民俗是中国各族民众几千年来所创造的生活文化,是中国民间世代沿袭的一种生活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民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间艺术三个大类。
风俗习惯类大致包括人生礼仪习俗、交际习俗、岁时节日习俗、饮食服饰习俗、语言习俗、称谓习俗等内容;宗教信仰大致包括民间信仰、禁忌习俗、宗嗣家族礼俗等内容;民间艺术的形态和形式包容了各种艺术门类,如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说唱、民间戏曲、民间杂技与绝技、民间手艺等。下面我们按照这三个大类分章节逐一介绍中国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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