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场凌氏是清代川南著名的仕宦大族。在历史上，该族英才辈出，曾培养出兄弟进士凌心坦和凌心垣、四川高等农业学堂首任监督凌春鸿、清末叙府保路同志会骨干省参议员凌耀南、著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凌均吉等知名人士。虽然凌氏是书香门第，但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族内所保留的文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剩者寥寥。在残存不多的遗物中，较有价值的，便是一通《凌季芳墓志铭》。

清《凌季芳墓志铭》拓片/宜宾市图书馆提供

《凌季芳墓志铭》现存于凌氏族人之手，全碑为青石质地，长66公分，宽48公分。墓志由时任江南按察使薛焕撰写，全文整理如下：

皇清勑授文林郎凌季芳墓誌銘/銅崖之秀月窟之精無慚/國幹與家楨忠孝兩全浩/氣伸受天寵荷/皇恩兩大同不朽萬古共/長春

姻晚江南按察使薛煥拜撰

根据墓志铭的内容，结合凌氏族谱，可以得知墓主的生平概貌。凌孚祖，字季芳（1786—1859），为宗场凌氏入川第六世孙。道光二十年（1820）自宗家场石板田迁入旧上乡碾子山，因其子举人凌心怡大挑一等选授知县而得赠文林郎。虽然凌季芳的墓志铭文字短少，但结合岷江下游楚南移民的历史，却可以呈现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一、肇踪湖湘、铜崖之秀

墓志中提到的“铜崖”指是宜宾北部的赤岩山。作为郡北的镇山，该山曾以“丹山碧水”之景名载各种方志游记之上。在绵亘数十里的赤岩山上，有一处土地肥沃的坪地，曾因明代宗姓人在此居住而得名“宗坪”。连接叙州府和自流井的官道从坪地中心穿过，沿着官道逐渐形成了场镇，这边是清代宜宾六十二场之一的“宗家场”。虽然场因宗姓而得名，但实际上场上人口最多的却是凌氏。这样的历史兴替，既和明末清初的巴蜀息息相关，也和凌氏家族原乡的经历紧紧相扣。

宗坪风貌/陈伟平拍

明末清初的湖南天灾频发，兵匪横行，社会动荡达到了极点。正如湖南宝庆人曾美宇所言：“丙戌之年天大旱，满天红云没点云。丁亥之年无粮收，湖南饿死大半人”（清曾氏《入川徙歌》）。大批湖南人不得不成群向外逃难求生，康熙时，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携家入蜀者，不少数十万”（雍正《四川通志》），除了湖广移民，借道湖南衡州一带的广东移民也数量惊人，每日“二三百或四五百名口不等”，五月之内“总计不下万余名口”（雍正十一年归宣光奏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籍湖广衡州府衡阳县重江乡信义里的凌氏族人也开始了迁徙之路。清康熙年间，在衡阳城内从业当行的凌亲誉就曾遣三子凌立璜赴川考察情况。直到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凌亲誉的四媳罗氏因事溺水身亡，由此而生家难。罗氏后族前来问责，两族械斗一触即发。迫于无奈，凌亲誉的长孙载锡和次孙载嶽见“诸叔已入川不返”，便劝说祖父，决定全家远避他乡，随众入蜀。当时的凌亲誉已年近八十，全靠孙辈扶持而行。其“常跌足，寸步难行”。两孙“为祖肩舆，负祖前行数里，复转回挑行李与母偕行，轮流转运。相交互迁三日，公足疾仍愈”，途中正逢新年，“一家老幼旅店凄凉，莫甚于此”（《永泰公由衡迁蜀述略》）。雍正元年（1723），凌亲誉等人才抵达川南宜宾县象鼻场老杨坝，投奔先前定居于此的同乡段氏。不幸的是，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新世界，凌亲誉便于七月病故于此。紧随凌亲誉的步伐，他的堂弟凌亲概等人也先后来到了宜宾县，和凌亲誉家族相邻而居。

凌氏家族最初主要在赤岩周边的山地一带迁移。这在同时期入川的湖南移民中并不少见。一是康熙初年，随着遗民的复业，近城地段较好的土地已大都有主。在宗坪，宗、樊、白、孙、韩、朱、杨等旧姓成为坪地的主导，康熙六年时，宗家场“人烟稠密”，已属凡尘嚣杂之地（樊曙《紫霞散人年谱》）。故而，后来的湖南移民只能在周边或是更偏僻的县北山区落脚。二是大部分湖南移民都来自湘西和湘南的宝庆、武冈、衡阳、永州等州府，这些州府多为山区，当地居民也多以山居生活为主。这也一定程度对湖南移民的分布产生了影响。从宗家场周边的各姓族谱中，我们可见一斑。

正是如此，湖南移民居山、广东移民居坝的格局逐渐形成，并被形象地描述为“湖广人怕淹、广东人怕干”的民谚，在沿江一带广为传颂。

湖广与闽粤移民的大量迁入，势必会引起土客之争。在康熙末，四川各地都出现了“此侵彼占，争颂繁新”的情况，以至于“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的情况（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为了平息土地争议，规范社会管理，雍正六年（1728）清廷派遣给事中高维新等人前往四川清丈土地，厘清户税。清丈的推行不但为不同群体的移民提供了竞争角逐各种资源的舞台，更是直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更替。衡阳移民夏一通入川威远后，于“雍正七年奉旨征丈，复出身办公，算法居首，与二邑诸豪杰齐名，人皆畏之，乃得保全诸业以分给诸祖焉”（同治威远《夏氏族谱》）。自湖南祁阳入川的陈嘉猶原本和自己的姻族杨、李二姓合伙，在宜宾北部山区垦殖，后借助清丈获得了大量土地，逐渐发展成为马家场一带的大地主。同样，凌氏三世祖凌载嶽在雍正六年丈田时，“众丈手皆不能投册，惟公投册不差分毫。众以为公直，推当乡约”（《永泰公由衡迁蜀述略》），后其更是被知县初元芳任命为修城总账房。乡村权力的获得，大大改变凌氏家族的境况。他们先后购置了坪地中央的“上村、团山子、滥坝子、马胡冲、打碗溪”等田业，成为了坪地的大地主之一。乾隆中叶以后，人地矛盾的凸显改变了“地贱税重”的局面，土地的增值使凌氏家族的实力愈加强大。

凌载嶽的精明，也生动地反映在了民间故事中。据传赤岩山口的土地原本属于铜锣湾的王监生，凌载嶽为了得到这块土地，用了整整数年时间与王监生搞好“关系”，在“觥筹交错”之间，轻轻松松地将土地低价套得。王监生失去了土地后，事业不顺，最后人丁凋零，完全败落。故事的本身正好反映了土著与新民力量的转变。而雍正年间，宗家场老场被焚，新场西移到上村附近，这也更加削弱了土著的力量，为凌氏家族带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凌德庄子凌玉川墓/陈伟平拍摄

凌载嶽生有六子，其中四子凌德美和六子凌德庄最为精明强干，是凌氏崛起的关键人物。凌德美素有美德之誉，曾有千里探兄之举。在乾隆四十年凌氏分家时，他将最肥沃的上村让给了兄长，自己移居到滥坝子一侧。他“生而端厚持重”，务农“未尝有一堕色”，极善经营（《仲焕公行略》）。短短数十年间，凌德美和其子便将土地扩充到坪地的四方，先后买得小滥坝、瓦屋湾、石板田、大焰灯、上寺湾头，产业已达数千挑。而凌德庄比其兄更甚，他除了在坪地拥有仁寿坝基业以外，还在斗牛岩、旧州坝等地购置了产业。乾隆甲午（1774），府城各大行会、商铺与大姓集资在真武山修建义冢，凌德庄列名于碑记，可见其影响已经突破了普通乡场的范围。

嘉庆二十三年（1818），由载锡和载嶽两房集合了本县的亲族，捐银、米、木料等，在上村修建了占地两亩的凌氏宗祠，修树桅杆两座。祠尝历代添置，到民国初年已达四百八十余挑。祠堂的建立，标志着凌氏家族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铜崖”上名副其实的大族。

凌氏宗祠/陈伟平绘

二、以文兴族，望重乡里

凌氏入川仅两百多年，而能和县内诸多土著大族并驾齐驱，论其原因，则重在对文教的重视。入川创业祖凌载嶽早在衡阳时，便以好学而闻名。入川以后，他在农事之余，常常以读四书为乐，并教育子孙：“书较之农事极有味也”（《永泰公由衡迁蜀述略》）。乾隆末年，其子凌德庄在仁寿坝设立了书馆，专以用来教育本族子弟。嘉庆二十三年凌氏宗祠建立后，祠内便有专款奖励和资助本族学子。和一般家族重学不同，凌氏族内一直秉持着不分房分，凡见有志功名者，阖族倾力助之的传统。在流传至今的故事中，兄弟进士凌心坦、凌心垣之父原是祠内的烧锅匠，两兄弟幼年跟随父亲在祠内打杂。后因两人常年在祠学旁听，被族长发现，遂告知族众，由大家集资，把两兄弟“供”了出来。虽然故事未必是真，两兄弟的父亲也非“烧锅匠”，但实实在在反映了“以文兴族”的观念在凌氏族人心目中的深厚地位。

从乾隆末年开始，凌氏族内的科甲渐盛。汉琨（字天灼）最先取得监生功名。其后，德美之子汉瑸（字玉山）入庠。汉瑶（字玉池）、汉瑹（字玉清）受卫千总。汉玑（字玉枢）入选为恩贡。弼祖（字成五）、焘祖（字稻香）补廪，心鹄（字卫亭）入贡，心贶（字丹亭）、心典（字书亭）、心宅（字树亭）、万涵（字海波）、万崇（字奎先）等相继入庠。到了光绪时，全族已经培养出三名进士、八名举人、二十多位贡增生，得诰命者甚多，已经从一般的乡场富族跃升为邑内的“雅族”了。

正如《凌季芳墓志铭》所言，“无惭国干与家桢”，这样的文人品质绝非凌季芳一人所有，其族中更是不乏其人。如凌荣祖（仁轩）曾以“夙负文章名”而得叙州府学案首，然不喜功名，在“里居授徒，翕然自乐”（赵树吉《凌仁轩先生六十双寿序》）。他以“安贫守道”为业，是闻名宜宾北乡的“贤儒”。在他的培养下，长子凌心垣中得同治戊辰科二甲进士，次子凌心坦中得光绪丁丑科二甲进士，是清代宜宾历史罕见的兄弟进士。凌心坦更是一度主持叙州最高学府翠屏书院，参与光绪《叙州府志》的编辑，在民国元年还曾担任第一届宜宾参议会议长。凌心垣之女则嫁给了大名鼎鼎的江安傅增湘，其孙凌春鸿则以日本留学的经历，参与创办四川农业高等学堂（四川农业大学的前身）。凌荣祖子孙中，以积学闻名者多达十余人，文脉至今不断，是宜宾士大夫家族中少有的书香巨族。

凌季芳之父凌玉衡墓/陈伟平摄

凌季芳家族也不例外，凌亲誉一脉的功名以季芳一房为最。凌季芳之父凌玉衡秉承家族传统，勤于教子，待到凌季芳之时已初有成绩。凌季芳和其兄凌配祖皆入文庠。凌季芳之长子凌心恺于道光丙戌年补廪，次子凌心悦于道光二十一年入庠，三子凌心怡于道光癸卯科乡试中得第五十二名举人。当时凌心怡的房师便是曾国藩，因此缘故，他曾追随曾氏参与平乱，于咸丰三年大挑一等。凌心怡在李蓝之乱中，曾组织本乡义勇，围追堵截，在地方上颇有威望，这是他能够得到薛焕为其父撰写墓志铭的原因之一。而一句“浩气伸，受天宠荷”与其是在称赞凌季芳，还不如说是对凌心怡的赞誉。

在清代，凌氏虽然难免有些士大夫的家族的“娇气”，但也算不上“依势凌人”。道咸以来，凌氏族内的文人们大都以行善乡里，不矜不燥为标榜。“举人们”、“贡爷们”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常常泡茶馆、打乡诨，关心乡场里面的“鸡毛蒜皮”。这便是“唐半岩、许半坝，唯有凌家坐得下”这句乡谚真正的内涵所在，也是凌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保证之一。

三 结语

一方墓志铭，承载着的，是一段凌氏家族的发展史。而一段凌氏的历史又是数以万计楚南移民在川开拓的缩影。研究凌氏家族的历史，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宜宾北部湖南移民聚居区的一扇大门，也为研究岷江流域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继续深入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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