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贩卖人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少朝代都曾出台过各种法令法规，严打人口贩子。在中国古代，人口交易的成因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人口买卖也有“自卖”、“和卖”、“略卖”、“掠卖”等多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以是否回赎来说，则有“活卖”与“绝卖”两种之分。活卖，即典卖，只卖使用权，而保留回赎权，如古代常见的“典妻”;“绝卖”，就是永远卖出，不得赎回。在古代，绝卖比活卖更普遍。

　　在上古三代时的周代，专门负责人口交易的官员被称为“质人”。《周礼·地官》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意思是说，质人负责市场里货物、人口、牛马、兵器、车辇和奇珍异宝的买卖。成交后开发票(质剂)，作为凭证。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曾一度提倡和鼓励民间“卖儿卖女”，并视之为救荒的手段。《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有一年闹大饥荒，一石米能卖五千钱，非常贵，灾民中饿死了一半，以致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为此，刘邦下令民间卖孩子，以换取活命的粮食，此即所谓“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东晋时，官府还从人口交易中收税。《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从东晋的人口交易规则来看，贩卖人口、牛马、田宅，有文书契据的，每l万钱一律交400钱给官府，其中卖方负担300，买方负担100;无文书契据的，随物所值，也收取4%，称为“散估”。

　　古代人贩子被称为“奸人”

　　古代人口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跃，在南方的苏州、杭州、广州一带，人口贩卖非常兴旺。随着人口交易的繁荣，还出现了专门以拐骗、掠夺、贩卖人口为生的“牙侩”、“人贩子”。人贩子都不是好人，古人称之为“奸人”、“奸民”。篡夺汉位的王莽即称，“奸人缘利，至略卖人妻、子”。古代称拐卖人口叫“诱口”，这里面又有“略诱”、“和诱”的不同。晚清县令何耿绳所撰的《学治一得编》里，介绍了诱拐、贩卖人口案的审理经验：“凡诱拐之案，当分略诱、和诱。略者，罔其所不知;和者，因其情愿，或先被哄骗，事出不得已而始行曲从，则方略已行，不得谓之和诱矣。”

　　古代人口贩卖过程中常有女性被人贩子，在拐骗小孩时则常使用迷药。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安徽凤阳的人贩子马占文，用川乌、草乌、人脑等物，配成迷药，将药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骗对象时，将手巾在脸前绕一下，人立即昏迷。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北京有一个叫王刘氏的人贩子，用药迷拐有16名之多。所以，何耿绳提醒官员，审理人口贩卖案时要查清案情，“奴人有无前后奸情，幼孩有无施用药术”。古代人贩子也多是团伙作案，并建立固定的黑窝点，其行为很多时候都令人发指。清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拐带”条，记载了乾隆五年(公元l740年)破获的一起拐卖人口案。此案由人贩子陈大、俞九龄等8人团伙所为，拐骗了大量幼童，长相好的卖到远方，蠢笨的杀掉食用，并将骨头炼成丸售卖：“迭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俊者卖之远方，蠢者杀食其肉，灸骨为丸。”案发后，人贩子的口供证实，当时江浙一带类似拐卖人口的船只有170余条之多，足可见当时人口非法贩卖的严重程度。

　　唐代卖到中国的非洲黑人被称为“昆仑奴”

　　贩卖人口在古代已呈国际化。唐宋时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贩卖到中国，至于周边国家人口被贩卖到中国的，和中国人口被贩卖到周边国家的，历史更早。被贩卖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在唐代被称为“昆仑奴”，宋代则称之为“鬼奴”，元代称作“黑厮”或“黑小厮”。其中以元代为甚，当时被贩到中国的黑人最多。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国际人口贩卖活动最活跃的一个朝代。被贩卖到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来自朝鲜和非洲。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撰《岛夷志略》中“加将门里”条，对当时国际贩卖非洲黑人的情况有所交代：“丛杂回人居之，其土商每兴贩黑囡，往朋加剌，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加将门里”，位于今非洲东海岸;“朋加剌”，即今孟加拉国，是当时的黑人交易中转地。文中提到的“土商”就是国际人贩子，是长期在东非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专以贩卖黑人(黑囡)为业。进入中国境内的“黑厮”，有的是由土商直接贩卖至中国境内的，也有的是中国海上商人从朋加剌顺便带回来的。

　　在元代，被贩到“汉地”的外籍人以高丽(今朝鲜半岛)人为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元初名儒郝经曾赞其“肌肤玉雪发云雾”。当时的权贵人家以有高丽女人为荣，《续资治通鉴·顺帝纪》中称，“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黑厮”和“高丽女”甚至成了当时蒙古贵族高消费的标志，明末学者叶世杰《草木子·杂制篇》中称：“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在元代，同样也有不少中国人被贩卖到海外，时称“过海”。如一些下层的蒙古族男女被卖到回回田地里(波斯湾沿岸)、忻都田地里(南亚)等地。元朝廷因此下令禁绝，《通制条格·杂令》“蒙古男女过海”条规定违者治罪。

　　东汉光武帝刘秀发布诏书严禁奴婢买卖

　　古代的人口买卖行为带来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便曾多次发布诏书，禁止奴婢买卖。建武二年(公元26年)，“诏曰：民人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唐代对非法的人口交易也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令，予以限制、打击。《唐律疏议》中，涉及被买卖人口的条令有十多条，其中“略人略卖人”是这样规定的：“诸略人、略卖人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还规定，“和诱者，各减一等。若和同相卖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卖未售者，减一等。”对于非法拐卖儿童的行为，唐代的司法解释同样很清楚：“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意思是说，贩卖10岁以下孩子的，即便是自愿的和卖，也视为抢掠人口，要予以严惩。

　　明清时期，在云贵川一带贩卖人口之风十分严重。清雍正年间，曾采取多种措施，打击云贵川的人口贩卖活动。《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在奏折中称：“贵州地连川、楚，奸人勾结，掠贩人口为害，请饬地方官捕治。”雍正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议。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月，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后，对当地人贩子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击，要求“劫掠之事,即时擒拿，不使漏网”，前后抓获男妇(男女人贩子)大小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