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儒到护儒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正式宣布小学废止读经，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从此，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

　　但是，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就消亡了。相反，由政府力量骤然废止了孔子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民国初年带来了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和中国人空前的信仰危机。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这位前清官员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

　　1918年，梁济在积水潭投湖自尽。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本人并非一位抱残守缺的腐儒，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极赞共和”，这使得他的自杀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曾对民初教育部门“去孔”的举措评价道：“民国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废孔...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

　　对于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数民众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传统。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 “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

　　鉴于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只得重新利用起传统文化的资源。他说: “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 民国肇造, 年少轻躁之士, 误认共和真理, 以放恣为自由, 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 流弊无穷。请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以提倡天下, 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 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 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 民彝无改。”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崇圣令。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他们都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声援者，康有为力主成立孔教会，试图劝服当局者以孔教为“国教”。严复也发表了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

　　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像国会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正式揭开孔教运动序幕。该请愿书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兴起了一股孔教热。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参加者有数千人，其中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名流，还有政界要人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等。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与会者多达二千人，规模盛极一时。

　　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公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是他所反对的，仅仅是将孔子及儒学以“宗教”事之。此时的章太炎，对孔子与儒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年他将早年批判孔子的名篇《订孔》修订为上下两篇，充分肯定了孔子的学问与成就。直到1921年，他在遭受柳诒徵的攻击后，索性大方地承认，自己早年批孔批错了。

　　未完成的“创造性转换”

　　1916月6月，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去世，借袁世凯之力推行的孔教运动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孔教与帝制, 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当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这场运动便走到了尽头。

　　但是，这并没有打击章太炎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反，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课程，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

　　这时的章太炎，就特别强调孔子与儒学的文化意义，他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

　　“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间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显然，章太炎的心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在一个重“利”的社会中是多么重要——脱离了政治的因素，文化的部分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使得儒学更加具有了近代的意义，而不再是阐释统治思想，或者是为礼教背书。

　　严复同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对德的极端重视，而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他承认西方文化长于智性的发扬，故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为深邃。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

　　辜鸿铭则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这样，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儒家学说所塑造的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道德精神，正好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按)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这批早年“先进”，晚年“保守”的知识分子，既承认西学东渐之大势，又从西学东渐中痛感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于是融汇中西、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成了他们晚年致力的事业。辜鸿铭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将中国的经典翻译到国外，严复晚年将精力大部分用来研究《庄子》，他曾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而晚年章太炎，也从为“学问而学问”抽身出来，强调学问的“致用”，希望人们从经史中能吸取修己治人之法。

　　这种“创造性转换”的尝试，也不免影响到了后世的学人和执政者。我们将在后面的篇章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