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

　　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

　　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

　　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

　　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为什么也称“以旧法”死?带着这份疑惑，笔者仔细翻阅了《魏书·序记》，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找到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说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那么，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

　　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如果不是，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笔者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变革。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既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珪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拓跋珪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逃于外”。拓跋嗣后，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墓，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但他素来“纯孝”，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珪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据《魏书·皇后传》记载：“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验问，皆符同。及生献文，……太后令依故事。……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入宫前，李氏曾被别人霸占，这让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里很不痛快。李氏怀孕时，常太后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对付李氏的问题上，两个女人同仇敌忾。

　　此外，冯氏还有别的目的。冯氏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为此，冯氏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三位母亲，即拓跋濬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据《魏书·皇后传》记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暴薨……或云昭仪所贼也。”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废止，依据是“子贵母死，……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实不然。林氏死时，拓跋宏确实曾提出过“不欲袭前事”，但因冯氏反对，“故不果行”。此外，《资治通鉴·梁纪》也记载了北魏废除“子贵母死”制度这件事：“天监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笔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