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 )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

　　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