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最终获胜的却是被称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这在世家大族操纵政局的历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揽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迹，评论其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了解曹操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纠正一些传统看法的偏失。《孟子·万章》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评论荀彧，以知人论世为宗旨，不做简单之价值评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兖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163-213)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1]。东汉之世，大族名士操纵社会，家资、门第对士人的前途影响甚大。荀彧有这样的家资作为凭借，其未来仕途当然会一帆风顺，《三国志》本传上载，南阳何颙顺便称其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189)，彧举孝廉，拜守宫令，再迁亢父令。但就在此时，洛阳政局发生了变化，先是袁绍诛灭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阳，以至引发了关东地区的武力反抗。其时冀州牧韩馥是颍川人，荀彧携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绍已夺取韩馥之位，绍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乡里，“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2]。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以还相吞灭”[3]。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复思量，进行着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而曹操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基地。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军事势力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阉宦家庭，缺乏社会基础，故其内心颇觉自卑，[4]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志有限”，又“常自损”，反董卓之乱时，初次募兵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扬州，险些丧生，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迁后，操为奋武将军、东郡太守，尚须仰仗袁绍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却由袁绍幕下转投曹操，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荀彧“明有意数”，他做出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下定决心，而绝非一时冲动。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二点原因：一是苟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5]，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囔之”，[6]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就个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定大业”。[7]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此后，从初平二年(191)至建安十七年(213)的20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助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兖州黄巾余部，起初颇得兖、豫豪杰鲍信、张邈、陈宫等人支持。但兴平元年(190)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谦，张邈等倒戈，迎立吕布，“兖州诸诚皆应布”，“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9]当时荀彧为兖州留事，他以智谋劝退豫州刺史郭贡，稳定鄄城，又命东阿人程昱晓谕东阿、范城守将，“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仓卒，全赖荀彧冷静处置。如果兖州失守，曹操进退两难，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灭，也会沦为散兵游勇，难有作为。

　　此一事变，出于肘腋，说明曹操在兖州

　　的统治很不牢固。张邈、陈宫本与曹操亲善，《三国志·吕布传》载邈与袁绍有隙，绍命操杀邈，故“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其实，这只是表层原因，以兖州豪杰皆反，“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的情况看，其中必有深层原因。据田余庆先生考证，“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杀了曾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10]。史称曹操杀边让，“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11]。这里明确揭示了曹操杀边让的危害及其在兖州统治的危机。

　　面对这种局势，必须对症下药，调整相关战略和政策，以图再举。在这方面，荀彧深谋远虑，在制定新的规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兴平二年，陶谦病死，曹操本想借机攻徐，彧为之计曰：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今虽残破，犹易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12]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战略方针，详陈击破吕布的战术安排，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弃攻徐之策。毫无疑问，此前曹操对未来局势并无明确认识，头脑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标志着曹操势力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此后，曹操在兖、豫一带收编军队，招揽士人，协调与大族的关系，兴办屯田，遣使入关贡奉，从而声名日著，成为一支重要的割据力量。

　　迎奉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虽辖有兖州，着力招揽士人，但“赘阉遗丑”的身份一直制约着其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改变形象，与袁绍等人分庭抗礼呢?曹操一直为此而努力。从其发展历程看，其处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说是在建安元年(196)迎奉汉献帝都许之后，而迎奉汉献帝，荀彧发挥了重大作用。

　　众所周知，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早已名存实亡。汉献帝又为贼臣董卓所立，先被挟持到关中，受制于李嶒、郭汜之手，后又被白波贼杨奉等挟持到河东。在这种情况下，关东诸多军阀都有条件迎奉汉献帝。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卷73校补上便说，当时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诸人“皆尝雄视一时”，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势尚微”，不能与诸强争先。但袁绍等以为汉运已尽，急于取而代之，袁术便是最早称帝号者。这便给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早在初平、兴平之际，毛玠便建议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时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13]胡三省曾说：“(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玠发其谋也。”[14]这是就谋略而言，但实际上当时曹操在兖州立足未稳，还无力付诸实施。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兴平末年。当时献帝自河东还洛，曹操议迎天子，但幕中发生分歧，有人以“山东未平”为由，极力反对，曹操犹疑未决。在此关键时候，荀彧力排众议，主张立刻迎奉献帝。他指出：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

　　在这段对话中，荀彧力陈迎奉天子是“从民望”、“服雄杰”、“致英俊”的关键，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举，这在历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亲赴洛阳迎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候”，取得了极大的优势，为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东汉王朝虽名存实亡，但两汉绵延数百年，倡行儒学教化，士人尤重名节，出处去就无不讲求儒家道德规范。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份”，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获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对此，王夫之便感叹“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维持也大矣”[16]。当然，在王朝更迭之际，真正殉难守节者毕竟是少数，那些操纵权柄的军阀更无忠义可言，关键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说：“名存而实亡，愈于名实之俱亡”[17]。王夫之说得更明白，“夫无君之心”，曹操无异于袁绍，“操之胜也，名而已矣”。

　　汉献帝既然只是一个工具，那就有一个利用的问题，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挟持过汉献帝，非但没有获取多少赞誉，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弃。袁绍恐怕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有所畏惧的。但从曹操的情况看，他对献帝这张牌使用得很成功，而这一功效的取得，与荀彧居中协调关系甚大。献帝都许后，荀彧任汉廷侍中、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19]。荀彧作为大族名士的“首望”、汉廷的宰辅和曹操的谋主，成为联结士人与曹操的纽带、沟通汉廷与曹幕的桥梁，有效地协调其间的关系，化解其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曹操迎奉汉献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袁术之谋士张承、公孙度之谋士凉茂，吕布之谋士袁涣等都以为曹操“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20]。其他如关陇、河北、荆襄和江南诸地人士都有类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纷纷投归许都，[21]出现了“是时许都新建，贤士的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来集”[22]的情形。如王朗、华歆、陈群等中原胜流都是在此前后归附曹操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诸人，并且取得了正统名份，而其他割据者皆沦为偏霸与僭逆，只有坐以待毙了。

　　举荐士人：协调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举，明确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以破除汉末尚名背实，朋党交结的弊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片面化的倾向，以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是专用来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与大族似乎水火不容。这是简单化的不正确的看法。

　　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这样，曹操也必须注意招揽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杀一边让而举郡皆反的悲剧。因此，他虽力行“唯才是举”，但“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23]。依我之见，曹操与世族名士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以合作为主，这不是故意曲为之解，只要我们将当时其他割据者与大姓名士的关系略作考释，便会明白这一点。如袁绍虽为大姓子弟，但割据河北“征北海郑玄而不礼”，又“逼玄随军”南征，还责命曹操杀杨彪、梁绍和孔融，[24]至于诛杀田丰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孙瓒据幽州，“多所残害”;“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25]“缵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26]。公孙度据有辽东，对郡中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冢焚尸，以泄其恨。[27]陶谦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赵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见疏”，或以谏争“拘执”，“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28]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29]，所谓“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孙氏兄弟先后诛杀了许贡、盛宪、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30]如再追述孙坚攻杀王容、孙策害陆康的史实，可以说孙氏父子双手沾满了世族名士的鲜血。

　　与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过类似的举动，如他先后杀害过边让、孔融、杨修等名士，但并没有像公孙瓒、公孙度、陶谦等人那样，始终以大族为敌，以斩尽杀绝为快，而是尽力招揽士人，争取他们的合作。曹操这样做，除了有汉献帝都许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点因素。其一是他本人虽有阉宦家庭的背景，但他进入过太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士大夫阶层多有共识，并一再得到桥玄、何颙、许劭、李缵、王俊、袁绍等人的奖掖与好评。[31]故唐长孺先生说：“(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挤入了名士行列”[32]。这使得曹操能够与名士交结与沟通。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关键时刻劝阻曹操，以免发生过激之举，如阻止曹操拘捕杨彪。更重要的是他从长远计，大量引荐名士进入曹操幕府，逐渐改造曹操政权的性质。曹操收罗人才，荀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荀彧的特殊身份与举荐之力，曹操绝不可能网罗那么多的大姓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