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长期的战乱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门阀士族腐朽而无聊的生活，使得统治阶级中不少人思想消沉，试图在玄虚淡泊之中求的精神寄托，于是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学的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玄妙，专门探讨“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行事玄远，远离具体事务。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统称为玄学。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分、尊卑、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有《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康、阮籍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当政的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这一时期，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他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性，认为万物“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把世界和人生说成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纵欲主义，从而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也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佛学取代了玄学，中国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的思潮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