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极端道德主义，超出了人的极限，杨朱起来反对他

　　杨朱取为我，提出全真保性。如同老子对宗教提出质疑，杨朱正式的开始对道德起源的反思质疑，

　　他认为人性的道德只是外物，人性本是如水，至清至纯，土扣之则浊，道德是习惯风俗强加于人身上的习惯，可以说是最早的从心理角度，发现近代达尔文演化现象的思想家。他很悲观的指出，既然道德是虚无的，那么该如何选择方向，他的弟子子华子仅仅是从个人身体出发，一切有利于生存的都采纳，一切违背生存的都要求抛弃，庄周放自然，绝仁义，回归自然。盖出于杨朱，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不利于汉代独尊儒术的需要，也就随着墨家一样，消失于两汉之间了。甚至唯一的留存物《庄子》亦被一个儒家性格的人裁剪。更印证了两汉刘政权充分考虑了杨朱学说的合理性，表面是尊颜氏之儒，以孝治天下来取代东周消亡的鬼神文化，实际真正的枢纽指南乃不传之秘术，以杨朱主义为总纲进行阴毒化，妖魔化，蓄奴化

　　老子主张“身重物轻，无为而治”，杨朱发展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观点，形成了“贵己”、“为我”的学术主张，成为中国最早主张个人主义思想的学术宗师。在战国时期，杨朱的影响力非常大，孟子在世时，曾抱怨说：当时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其思想可谓甚嚣尘上，与墨学并为显学。

　　杨朱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如何实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学派的思想核心。

　　由于“为我”的观点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杨朱的思想主张曾遭到过孟子的激烈批评。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将杨朱描绘成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对杨朱“为我”、“贵己”本意的曲解。

　　此后有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都是杨朱学派的发扬与继承者，他们主张名实逻辑、推理、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亏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亏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

　　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享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

　　很奇怪，在25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杨朱的个人主义，就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对立的两派。直到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也是不是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在道商谋略学中，道商核心“五图”理论的根基，就是代表虚无的“无极图”(老庄派的虚无学说)，代表实有的“有极图”(杨朱的贵己学说)，有无相生，互相融合，于是，道学最终产生了“君人南面之术”的黄老帝王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