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士子们似也从那一天起就不遗余力地为文庙增光添彩，因为他们的努力，一个驰骋中国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横空出世，终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的美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学界将他们连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绵延200余年，麇集作家1200多人，留下传世之作 2000余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派。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有诗为赞：“黄舒山水古今奇，释氏衰微儒士追。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
　　　　　　　　
　　从明中叶以来，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桐城派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而渐大，至姚鼐而鼎盛。方、刘、姚为“桐城三祖”。方苞为学为文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志向。又提出“义法”主张，“义”为言之有物，“法”谓言之有序。在任翰林院侍讲时，编成《古文约法》，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乾隆初年，该书成为钦定古文教材。“义法”理论由之受到士林普遍重视。刘大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经刘大之力，桐城派开始具有全国性影响。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乾隆四十二年，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姚鼐为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至今仍被世人称为古文读本精赅之书。其弟子数以千计，弟子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南北诸省，皆有传人。至姚鼐，桐城派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众多桐城派的别支。有名的如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侯官派”。
　　　　　　　　
　　姚鼐之后，桐城派开始衰落。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一个天下士人以桐城派为正宗，从学者“如蓬从风，如川赴壑”的“中兴”局面。这不能不归功于桐城派士人为学为文的“近代转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在为政为学为文方面，都为变法图强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政者如“桐城中兴”之主的曾国藩，为中国洋务筚路蓝缕；如桐城派名士薛福成，其经世之文，被当时士林推为“首屈一指”，他对西学的研究和西方社会情势之了解，被黄遵宪誉为方今于此者，“无逾先生”。“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用古文言变法图强，革弊布新，被时人誉为“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无此境界”。对桐城派的近代使命最为自觉的当推吴汝纶。他认为其时文化的急务是翻译介绍西学，可当时天下士人崇尚的是八股文、考据之文、案牍之文，用这类文字翻译，既不能达西学之真谛，又不幸而陷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境地，自为“有识者方鄙夷而不顾”，其何能开启民智？于是他和弟子及同人，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收效巨大的现代应用转换。桐城派文风转换最为成功的代表当推林纾与严复。他们用桐城派简洁典雅通俗的古文，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学术著作，其著作风靡全国，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成为古文现代应用的典范。力主白话文，反对“桐城谬种”的胡适，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林纾、严复的古文应用，取得了“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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