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无锡的文物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短短５年中，主动性发掘和抢救性清理的大遗址考古项目达８个之多，其中，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和鸿山丘承墩等处战国初期贵族墓群，先后入选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宜兴新街骆驼墩遗址则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评为２００２年度全国六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江阴花山遗址、佘城遗址、祁头山遗址、无锡彭祖墩遗址、宜兴西溪遗址等，也都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获得了重要发现。这些大遗址考古，不但展示了无锡地区瑰丽恢弘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全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此，我们特约请文物考古专家冯普仁、夏刚草先生撰写此文，以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无锡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建设文化无锡多作贡献。

　　上个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无锡地区的文物工作与时俱进，迈开了新的步伐。处于文物工作龙头地位的田野考古，更是迎来了久违的春天，作出了历史性的跨越。

　　 无锡市文物工作者，尤其是江阴、宜兴和锡山区的考古工作者，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的率领、指导下，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实践，敢于探索，使一个个沉睡于地下数千年之久的古城、古墓群、古村落等大遗址揭开神秘的面纱。从江阴石庄的高城墩，到无锡鸿山的丘承墩；从史前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到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吴楚文化，在短短的５年中，主动性发掘和抢救性清理的大遗址考古项目达８个之多，而且迭创佳绩，喜讯频传。其中，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和鸿山丘承墩等处战国初期贵族墓群，先后入选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宜兴新街骆驼墩遗址则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评为２００２年度全国六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江阴花山遗址、佘城遗址、祁头山遗址、无锡彭祖墩遗址、宜兴西溪遗址等，也都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获得了重要发现。这些大遗址考古，不但展示了无锡地区瑰丽恢弘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全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面对严峻的挑战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无锡地区的田野考古就曾有过一度的辉煌。那时，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无锡考古队，配合城乡基本建设，连续发掘、清理了锡山南麓的施墩遗址、梁溪河岸边的仙蠡墩遗址和惠山北麓的汉墓群等等，出土了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汉代的大量文物，并培养了一批文博工作者，为无锡市博物馆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对仙蠡墩大型遗址的两次发掘，出土了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的许多石器、陶器，还发现了原始住宅基址以及稻壳堆，确认了５０００多年前无锡先民的原始聚落，并最早揭开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文明的序幕，为全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了无锡雪浪庵基墩、阳山庙墩、玉祁芦花荡、东金城湾、东亭北街巷、江阴璜塘、周庄陶城、宜兴骆驼墩等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然而，由于认识的不到位和经费的无着落等种种原因，绝大多数遗址都未能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有的甚至遭到人为的破坏，大批文物被毁坏和流失，致使无锡地区的史前考古和先秦考古远远落后于江浙沪地区的其他城市。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边城市的田野考古有声有色，屡有重大发现，例如常州寺墩崧泽和良渚文化大型遗址的成功发掘，镇江丹徒沿江诸山号称吴国早期贵族墓群的连续揭开，苏州真山春秋大墓吴王陵及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墓群的惊人发现和大规模发掘，对一向以文献资料作依据而称为“句吴古都”、“吴文化发源地”的无锡地区发出了严峻的挑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严峻的挑战，无锡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变压力为动力，积极应对，坚信无锡大地之下，绝不会是史前文化的“薄弱环节”，更不会是先秦文化的“空白地带”，决心要在田野考古尤其是大遗址考古方面打一场“翻身仗”。

“翻身仗”首先在江阴打响

　　１９９８年，锡澄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全线动工，位于江阴云亭镇花山东麓的大型古文化遗址因大量取土而遭受建设性毁坏，挖土机和推土机的履带碾碎了大批露出地面的马桥文化类型的陶鼎、陶罐和石器等。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江阴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及时发现了这一紧急情况，在文化文物部门和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他们立即进入现场，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拉开了新时期无锡地区大遗址考古的序幕。

　　 如果说，花山遗址的发掘尚属被动性发掘，犹如“大战”之前的一场“遭遇战”的话，那么，对于高城墩遗址的发掘，则是他们有组织、有计划主动性发掘的第一个大型考古项目，也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第一次硬仗。

　　 高城墩遗址位于江阴西北隅的石庄高城墩村北侧，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型高台墓葬群，原有面积近万平方米，现残存面积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相对高度达１０米。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民取土时就发现有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玉礼器。１９９９年秋，江阴市博物馆邀请南京博物院和无锡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从当年的１１月至第二年６月，对高城墩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出土文物２３６件（组）。所发掘的１４座良渚文化墓葬，呈“人”字形向东北、西北方向排列，证明这处高台墓地有严谨的布局和严格的建筑方法。多数墓葬有棺椁葬具，其中１３号墓是迄今为止在整个太湖流域所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大墓。部分墓葬中随葬有玉琮、玉璧等礼器，其中玉琮的用料、形制、大小、图案、刻工等与浙江瑶山等良渚文化中心遗址群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近，反映出高城墩墓地和良渚文化中心有着特殊关系，引起国内考古界许多知名人士的高度关注。

　　 高城墩遗址的时代属良渚文化中晚期，距今约４５００年左右。这次发掘，不仅在太湖北部发现了一处高等级的氏族贵族墓地，而且和位于其东南方、时代略晚的武进寺墩遗址，组成了太湖北部良渚文化的另一个中心，由此提出了良渚文化多中心的问题，为研究良渚文化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总之，高城墩遗址的发掘，对探讨长江下游古代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当之无愧地被评选为１９９９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史前考古的新成果

　　在高城墩遗址成功发掘的激励下，锡山区和宜兴市的考古工作者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早于良渚文化的马家浜文化（距今７０００－６０００年）和崧泽文化（距今６０００－５２００年）遗址，分别对彭祖墩遗址、骆驼墩遗址和西溪遗址进行试掘和正式发掘。江阴则又进而对祁头山遗址进行发掘。

　　 彭祖墩遗址位于无锡东郊鸿声镇（今属鸿山镇）鸿山之南约２公里处，总面积约７万平方米。２０００年，南京博物院和锡山区文管会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它进行发掘，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所长张敏先生亲自担任领队。骆驼墩遗址位于宜兴新街镇唐南村，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被发现，总面积约２５万平方米，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被作为国家文物局立项的重点社科课题“太湖西部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处重要项目，由南京博物院和宜兴市文管会联合考古队进行较大规模的主动性发掘。西溪遗址位于宜兴芳庄镇西溪村，１９８４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总面积近５万平方米，由联合考古队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分别进行了试掘和第一阶段的正式发掘。祁头山遗址则在江阴市区东南约２公里处，为一片高台地，原面积约２０万平方米。２０００年８月由江阴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随即由联合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４处大遗址考古，同样取得了重要收获，是环太湖流域史前考古的新突破。

　　 突破之一是都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的房屋遗址。彭祖墩房址近似方形，屋内有矮墙分隔，中部有大片红烧土灶址。祁头山房址呈长方形，房址内发现用平地挖浅坑的火塘作为灶址，并保留有大量的草木灰烬以及炊器陶釜残片；遗址中心有红烧土地面的大型公共广场，遗址的东北部和西北部为密集分布的墓葬区。宜兴骆驼墩是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早期的一处大型聚落遗址，房屋遗址位于山坡上，呈不规则的长圆形或方形，有的房址门口有宽敞平整的螺丝壳铺筑的活动场地；墓葬区内发现有用不同形式的陶釜作为葬具的瓮棺葬，用以埋葬夭折的婴儿。这种葬俗常见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墓地中，而在长江下游则是首次发现。西溪遗址的房址，平面多略呈圆形，据推断，其建筑形制多为干栏式。骆驼墩遗址和西溪遗址代表了太湖西部宜溧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点，填补了环太湖西部史前考古的空白。

　　 突破之二是祁头山和骆驼墩遗址都出土了类型多样的平底釜，这种炊器过去仅在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和湖州邱城遗址发现。在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骆驼墩文化遗存最早，据碳１４测定，年代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左右。这类以平底釜为特征的遗址，代表了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这一类型以骆驼墩遗址为中心，向东北抵达江阴，向东南抵达余杭，围绕太湖大致呈半月形分布。而无锡彭祖墩遗址既有太湖东部吴县草鞋山类型的圈底釜，又有骆驼墩类型的平底釜，明显表现出太湖东西部过渡性的文化特征。

　　 除了上述几个大遗址的重要发现外，近年宜兴宜城镇下湾遗址发现了距今５５００多年前的崧泽文化中晚期的房址、窖穴和水井，并发现有大型濠沟，濠沟两岸上部发现有大石块和柱洞，推测在濠沟之上原有埠头建筑遗存。

　　 无锡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在解决地区缺环、年代缺环以及遗存类型方面，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新的佐证，也有助于推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

吴越文化的新探索

　　吴越文化是中华民族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并称为古代长江流域三大文明中心。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提出吴越文化这一命题以来，至今已经历了７０年的历程。近２０多年来，吴越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吴越文化渊源、都城、墓葬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少分歧，有待于考古发掘的开展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在探索吴越文化渊源的问题上，太湖地区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无疑是其最直接的源头之一。马桥文化因上海马桥遗址而命名，这一文化是继良渚文化之后，在部分承袭良渚文化因素的同时，兼收并蓄了浙江印纹陶文化和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山东岳石文化、中原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从１９９８年末至２００２年初，由南京博物院考古所陆建芳为领队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对江阴云亭花山遗址及其东侧的佘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佘城发现了江南地区早期的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３０万平方米，其中以南城墙保存较为完整，城外并设有护城河。城址西北角已发掘清理出大型建筑基址。佘城西北的花山遗址作为城址郊外的村落遗址，文化内涵相同，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佘城、花山遗址出土的文物大致相当于马桥文化的亭林类型，年代属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遗址土的铜锛、铜镞和冶炼青铜块，表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大量出土陶器中既有地方特点的器物，又有受到周围文化影响的器物，反映出江阴自古以来就是江边要塞，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融合。

　　　 佘城遗存的发现为探索吴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佘城遗存就是泰伯奔吴之后的早期吴文化，更有学者认为佘城即吴国最早的国都；另一种意见认为佘城遗存的文化内涵与以无锡惠山西麓华利湾墓为代表的西周早期吴文化之间，尚有较大的缺环，认为佘城遗存应是泰伯奔吴之前的古吴越文化。

　　 近年宜兴宜城镇西南潢潼村发掘的春秋时期土墩墓群，是吴越两国流行的土墩墓葬制，外观呈馒首状，墓内用天然石块铺成石床。这种墓葬结构在宁镇、皖南地区西周墓中较为流行，而太湖西部宜兴、长兴等地春秋时期土墩墓仍保留这种埋葬习俗，很可能受到宁镇、皖南地区土墩墓葬俗的影响。潢潼村３号墓石床上保留有下葬后的红烧土祭祀遗迹，为研究吴国土墩墓葬俗提供了新材料。

鸿山惊现丘承墩大墓

　　２００４年，位于无锡东乡鸿山镇（原后宅镇）的丘承墩一带惊现战国初期贵族墓群，锡山区文管会立即邀请南京博物院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发掘。这是继苏州真山吴王陵及楚国贵族墓群和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发掘之后又一重大发现。第一期已发掘战国初期的土墩墓共７座，以丘承墩墓为中心呈扇形分布。其中丘承墩墓规模宏大，外形呈长方形覆斗状，墓葬结构为竖穴深坑，平面呈“中”字形，通长５７米，分为墓道、主室、后室三部分，主室用木板隔成南北侧室，墓道和后室的前后还有排水设施。随葬器物丰富，虽经早年盗掘，仍出土有仿铜青瓷礼器、乐器以及精美玉器等１１００余件，是迄今为止仅次于印山越王陵墓的第二大墓。发掘者推断墓主应是越国大夫级的高级贵族。围绕丘承墩墓的６座墓葬既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墓葬的规模、结构及随葬器物又有严格的等级差别。整个墓地可划分为５个等级，首次揭开了越国礼乐等级制度的神秘面纱。

　　 鸿山越墓封土呈长方形覆斗状，既为越国土墩墓的特征，也同苏州真山吴国贵族墓的形制相仿。墓内出土的仿铜青瓷乐器与浙江海盐黄家山战国墓、余杭崇贤战国墓以及杭州半山石塘战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当属战国早期越国贵族的墓葬。这处战国初期贵族墓地的发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无锡最重大的一次考古发掘，也是吴越文化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昌盛一时的东南霸主吴国、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也为研究战国早期的吴越地区陶瓷史、音乐史和工艺美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无锡地区的大遗址考古方兴未艾。下一步，考古工作者将在继续发掘鸿山战国贵族墓群的同时，再把目光聚焦到位于太湖西北部的阖闾城遗址，期冀在这座吴国军事城堡的探掘中，获得吴越文化考古的更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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