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晚号船山，湖南衡州人，明末清初的重要哲学家。青少年时代，他亲历了明朝末年的政治腐朽和社会；二十六岁时，李自成破京，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此后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政权陆续覆灭，他的抗情活动失败，四处流亡。当他决意隐居山间，毕力于著述时，已经人到中年；他的一生，直到六十岁，始终被国破家亡、危殆苦困所笼罩着。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是他这一代思想家思考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他和他同时代人所经历的危难和困苦是前代思想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从而他由以从事著述的心境，也就与宋代以来的程朱陆王都大不相同。

　　一、

　　关于王船山的思想的渊源、取向及其在宋明思想中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论的问题。

　　早在清末，谭嗣同有云：“黄（宗羲）出陆王，陆王将缵庄之仿佛；王（夫之）出周张，周张亦缀孟之坠遗。” 以王船山渊源于周敦颐、张载，可谓谭嗣同的卓见。梁启超对王船山的注意，也是受谭嗣同的影响。他以顾、黄、王为清初大师，认为清初大师“皆明学反动所产生也”， 认为“船山与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是‘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是‘哲学的’。” 他从思潮的变化来看船山的思想特性，认为清初对明代学术的反思和对于王学的广泛批判是考察船山思想的的重要背景。此说自然言之成理，不过，清初也有坚持王学（黄宗羲）和批判朱学（颜元）的学者，所以在总体上应当说，清初的反思与建设是多元性的。

　　嵇文甫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对船山思想研究有成绩的学者。他的《船山哲学》出版在1935年，1962年他把《船山哲学》与后来所写的论船山思想的论文合并，出版了《王船山学术论丛》。在《王船山学术论丛》的序言中他论及关于船山的评价：“对于他不应当作过苛的要求，也不应该作过高的估计。有人说船山是无神论，依我看，倒不如说他所主张的是泛神论，更为合适。有人说船山是民主主义者，依我看，他并没有离开儒家仁政思想的传统。有人说船山是代表市民的思想家，依我看他所代表的还是地主，虽然是开明的地主。” 虽然这是他在60年代初的表达，但就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来说，与他在30年代的看法是有一贯性的。

　　在有关思想学术的渊源问题上，嵇文甫早就指出，船山的问题意识都来自理学，他说：“有几个人能把船山的理论体系说出个大概呢？这也无怪的，船山所讨论的问题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问题。……船山对于这些问题固然有些新的见解，固然还可以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暗示，然而不是对于道学有相当的理解和兴味，又谁肯去看他的究竟呢？” 事实上，对船山思想理解上的许多不足，正是起于许多研究者对理学思想史研究的不足。

　　他在讨论王船山的学术渊源一章中指出，船山奉横渠为圣学正宗，但是“我们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横渠学说讲得过于唯物主义化，好像他就不是个道学家。可是在道学范围内，横渠的确唱些别调，为正统道学所不满。” 他认为船山一切从气上讲，不离气而言理，是和横渠的唯气论一脉相通的。这显然是认为，船山与横渠一样，都属于道学家，只是非正统的道学家。不仅在宇宙－本体论上船山与正统道学有别，嵇文甫认为，在为学上船山也不同于正统的道学；船山把朱、王两家都撇开，而另走横渠“知礼成性，变化气质”道路。 他还认为，在宋明理学的思想中，船山也受到东林学派的影响，“他极推尊泾阳，称东林卫道之功，他对高景逸和东林其他许多人物都有称赏。当早年时候，船山曾受知于高汇旃（景逸的儿子）……可知船山不仅在学风上砥砺节行，反对王学，和东林派气味很近，而且实在有渊源的关系。东林书院采用朱熹底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明白表示出由王返朱的倾向，船山也是在这种由王返朱的空气现的。但是实际上东林派所走的学术道路并不类于朱子，而倒类乎王学。……船山的父亲曾从学于邹东廓的后人邹德溥，本来和王学有关系。船山虽强烈反对王学，但是他批评朱学的地方，我们总发现出他还是受王学的影响不少。” 邹东廓为王门首科，是尊王的，这与船山是根本不同的；船山对朱子的反思与王学对朱子的批评有相通之处，这也很自然，但不等于说船山正面接受了王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最多只能说，王学对朱子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解构了朱子的权威，使得在明代中后期的气氛下对于朱子的批评变得容易。所以，说船山受东林的由王返朱影响，以及从王学中（特别是江右邹东廓、王时槐等）也吸取了若干思想观念，是对的，但笼统说受王学影响不少，是不太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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