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
大嘴“该死”乎
祢衡、孔融与杨修,这三位狂人,组成了三国里最著名的三张大嘴。他们的结局惊人相似——都是被领导夺命“封口”,身首异处。
祢衡因挖苦领导而死,杨修死于猜透领导心思,而孔融,这位圣人之后,亦因“跌荡放言”被杀。
所谓“跌荡放言”的主要内容,是对父母之恩的否定:“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这段言论是孔融与祢衡这两个大嘴“漫谈”时,孔融吐露的“异论”。翻译成白话,就是:父亲对于子女有什么恩惠可言吗?论其本意,不过只是情欲的宣泄罢了。母亲对于子女也一样没什么恩惠,母亲就好比是一个盛放器物的瓦罐,子女生下来就好比是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一样。
孔融的领导曹操认为,这番言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显然,在强调“孝治天下”的东汉,此言严重犯忌。但孔融的领导曹操,素来就是轻视“孝廉”之人,怎么突然重视起“孝道”来了,说到底,是厌烦大嘴,借题发挥罢了。
孔融之言“出不出格”单论,但上升到“重诛”之罪,却绝对是扩大化。在很多人眼里,祢衡,孔融,杨修这三个大嘴是“该死”的,理由是他们在官场上口无遮拦,形同找死。然而,大嘴徒呈口舌之利,即便过头,又是多大罪过?何至杀头?
大嘴爱理论,领导爱杀人。导致“反大嘴扩大化”最深刻原因是:“大嘴”的命运都掌握在别人手中。
想当年群雄并起,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那十八路诸侯里,身为北海太守的孔融也赫赫占据一路。与袁绍、曹操不分上下,平起平坐。可是几年之后,孔融却成了曹操的属下,只能在“汉贼”手下混饭吃。
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是个不分贵贱相对公平竞争时代,孔融虽为圣人之后,但作为一路诸侯,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也要凭实力与地盘说话。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曹操与孔融平级,无论孔融怎样放言,曹对孔太守那是相当尊敬。待孔太守沦为曹丞相“打工仔”后,形势就发生了巨变。孔融再与曹操斗嘴,就会引起领导的不耐烦,做刀下之鬼。
三国三个大嘴的结局大同小异,他们几乎被同一个领导所杀。曹操借刘表黄祖之手间接杀死祢衡,然后又明火执仗直接砍了孔融的脑袋。
祢衡与孔融死后,曹操帐下的大嘴只剩杨修一人,不知前两位知己之死是否给杨修带来震动,但可惜他还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最后因看出领导心事,道出“鸡肋”口令玄机而获死罪。
后人把“曹操与杨修”编成剧目,以图揭开“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知识分子”从这个曲目得到的,何尝不是个逆淘汰信号:自古大嘴无好果,知识分子要“识趣”。
做鹦鹉,还是当乌鸦?
官场大嘴的悲剧根源是,领导希望你做鹦鹉,而你却担当了乌鸦的角色。
乌鸦在异国(譬如日本)尚属吉祥鸟,但在中国却从来不是祥瑞的象征,它们不管飞到哪里,都被人驱赶、厌恶。
官场大嘴犹如乌鸦,众人避之不及,唯恐引火烧身。曹操要杀祢衡时,尚有孔融为之求情;曹操杀孔融时,还留杨修嗟叹。而杨修之死,竟无一人求情,一人叹息。对于周围同僚,大嘴“乌鸦”的所作所为已经叫习惯做鹦鹉的他们人心烦不已——谁都不说的事,咋就显出你?
在许多人眼里,祢衡就是一个会骂街的官场“疯乌鸦”。但你去看看流传千古的《鹦鹉赋》,纵然不能像孔融那样过誉其为“圣”,但总不能说那是平庸之作。
祢衡明知道,在官场里,领导喜欢的是鹦鹉不是乌鸦,读书人求官就要重复鹦鹉的命运,但他还是禁不住为先为鹦鹉鸣不平——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于薄躯。”
《鹦鹉赋》里,有才子的怀才不遇,有寄人篱下的痛苦,更有对金丝笼子里的宠物不能自主的深深嗟叹。文章华美却又不失豪情,可见祢衡不同于他人的才气与傲气。
《鹦鹉赋》出台时,正是祢衡临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投奔第三个主人黄祖,虽与黄祖之子黄射甚密,但祢衡还是不能被黄领导真正认可。放眼江湖,让他有自伤飘零之感,恰好黄射邀请祢衡到江心饮酒,有位客人赠送了一只珍贵的鹦鹉,黄射表示要将这只鹦鹉转送给祢衡,但要祢衡写一首咏鹦鹉的文章助兴。祢衡毫不迟疑,即兴创作,连一个字也没有修改,留下了“文无加点”的传世佳作:《鹦鹉赋》。
——主人养我为学舌。祢衡不想做那样的巧嘴鹦鹉,而宁可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嘴乌鸦,虽然他明知道,等待乌鸦的将是什么命运。
乌鸦的率真不适合官场,但于人而言,未必不是可爱的好品质。
面对来自上司的侮辱与损害,敢于据理力争,历代官场有几个这样的率真直性人?击鼓骂曹的故事发生在曹操对祢衡“图欲辱之”之后,上司侮辱你让你难堪,你该不该怒发冲冠是一回事,敢不敢怒发冲冠则是另一回事。祢衡敢做一般下属不敢做的事,即便不便效仿,难道也不便同情吗?
你总不能说,嘴尖舌历的祢衡比草菅人命的黄祖更该死。
官场上,看不惯大嘴的人,不止是领导,还有被领导阶级。大嘴口无遮拦,对任何事物评价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极易招致同僚咬牙切齿的仇恨。
“人皆以是憎之”的大嘴,不但很难在官场交到朋友,反而招来无数的怨恨,受其辱者,皆欲寻找机会报复他。
个性张扬,锋芒毕露,不知韬晦隐忍,逢迎附和,与世浮沉……这些让同僚不屑的仕途菜鸟秉性,大嘴几乎全具备了。
京城容不下祢衡,“唯才是举”的曹操容不下祢衡,带着失望,祢衡辗转到荆州,他换了三个领导,其结果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他失望。
祢衡,直到死也没找到值得他献计的领导。《文士传·祢衡》讲,祢衡竟“无人可以依违,无处可以投”,怀中提案(策文)上的字渐渐模糊,“竟无所诣”。因为得不到伯乐的阳光,才子的耕耘,竟颗粒无收,白白荒废。
乌鸦的悲剧同样属于逆淘汰之仕途悲剧。逆淘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逆龙鳞”,即冲撞了最高领导。逆龙鳞的结局就是死于领导之手,也就是死于主人之手。如果装聋作哑那就可以勉强生存下去,假若不做乌鸦而做鹦鹉学舌,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青云直上,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官场多禁锢,乌鸦多倒霉。于是乌鸦越来越少,学舌或谁都不说,形成官场的指定“风格”:要么学着说,要么什么都不说。“紧闭口慢开言”已经扩散到每个为官者的细胞,成为做官本能。一眼望不到边的,是没有思维的哑巴,他们的背后,是一条逆淘汰游戏规则作祟——沉默是金,大嘴者死。
官场有没有“书生”容身之地?
把大嘴的外延扩大一些,可知他们属于这一类人群:书生。
自古中国官场,除了北宋早期之所,鲜有书生的容身之地。这首先是因为,封建官场是最不讲尊严的地方,而“书生意气”恰恰是坚守尊严。
什么是“书生意气”?这本是个“褒义词”,指读书人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意志与气概。拥有“书生意气”的读书人,虽然他们也追求功名,但并不卑躬屈膝,不以放弃人格与尊严换“前程”。
然而,在封建仕途上,对当官者而言,权力、地位、银子、美女,尽可以要,唯独做人的自尊是每一个当官者和欲当官者不能要和不敢要的。换言之,就是说:大凡当官者,几乎是不讲自尊的。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尊重别人的自尊——是他们最难做到的,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物群的最鲜明特征。如果有哪个当官者要讲自尊,维护自尊,那他的官运就注定不会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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