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古已有之。战国初期著名法学家李悝的《法经》中已有记载，“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治盗”竟是当时朝廷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可见那时小偷不少。那么，古代是如何抓小偷的？又是怎样惩治小偷的呢？

　　
　　周代设“司稽”

　　“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

　　因为街头乱，小偷多，早在周代，街上的管理人员要持鞭上岗，此举并不仅仅针对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也是为了对付流氓、窃贼一类人。

　　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的“公务员编制”中设有“司稽”一职，分工是“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大概意思是，司稽负责在街市上治安巡逻，检查是否有违反禁令、行为反常的不端之人，如果觉得可疑，可以随时将其抓起来。此外，司稽的另一重要职责，则是负责抓窃贼，并对他们进行惩罚。

　　早年，出于街市买卖交易安全的考虑，一般把市场规划在城中，并建高高的围墙，四周设门，由“城管”拿着执法刑具把守。还专人敲着梆子，高喊类似“防火防盗”的话，小偷、抢劫犯这类不法分子一旦在街头露面，很容易被逮着。《周易·系辞下》所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说的就是这意思。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周代也并非太平天下。江湖传说中小偷的祖师爷盗跖，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人物。《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称，盗跖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弟弟，与孔子还是好朋友。有学者认为《庄子》所记不实，但不论是真是假，当时街上有小偷应该是肯定的，不然官方也不需要设司稽来“抓小偷”。

　　汉代设“贼捕掾”

　　京兆尹巧用“偷长”抓贼

　　到了汉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买卖交易活跃，逛街的人也多了起来，相应地，小偷也活跃。

　　西汉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据《汉书》注引汉旧仪，“长安城方六十里”，总面积约现代36平方公里。长安城内有9个大市场，相当繁华。班固《赋》称，“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由此可知，当时的长安街头行人熙攘，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因为好混，小偷也都“漂”到了长安，长安的治安秩序一度混乱，偷盗现象严重，市民和商人叫苦不迭，大概比今欧洲巴黎、罗马街头的小偷还要多。为此，朝廷制定了《盗律》，严惩偷盗行为，还创造性地设置了“贼捕掾”这一公务员编制。贼捕掾是干什么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专门负责抓盗贼的警察。

　　因为治安太差，朝廷曾多次撤换市长（京兆尹），甚至出现皇帝直接插手京兆尹的人事安排。据《汉书·张敞传》记载，刘询（汉宣帝）当皇帝时（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因为小偷太多，治安不好，曾多次调换京兆尹。以抓盗贼出名的胶东相张敞，便被刘询调到长安，接任京兆尹。张敞确实有一套，到任后他摸清了长安盗贼的底细，先将几个在长安过得很滋润的“偷长”（贼头）找来责问，令他们抓贼赎罪。

　　到底是贼头，鬼点子亦多。他们请张敞暂时任命他们当官，回家后便大办酒席，听说“老板”当官，全城的大贼小偷都前来祝贺，个个喝得大醉。贼头暗中在小偷的衣裙上，染上红褐色标记，“警察”（官吏）坐在巷子门口等着，见到衣裙上有红褐色的就抓，一天抓到了几百个贼。

　　后来审查发现，有的小偷一人一天作案100多起，这些小偷统统被法办，长安城的治安一下子有了好转，“市无偷盗”，小偷也不敢再来长安“闯码头”了。

　　魏晋南北朝设“市刺奸”

　　“令偷举旧偷自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位于江南的建业（今南京）是当时南方人气最盛、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左思《吴都赋》称建业是“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臣万”。作者这句话想表达意思，其实只有一个：建业很繁华，大有钱多人傻之感慨。

　　自然，这时的建业也成了小偷最理想的谋生之邦。为了加强治安管理，吴国特地在不法分子经常出没的街市上，安排“市刺奸”，负责治安，以断绝盗贼。

　　在西晋“八王之乱”后，偏居江东的建业又迎来了一次城市大发展机遇，“五胡乱华”导致中国北方一片混乱，大批士人举家南迁。此时的建业已改称“建康”，人口有28万多户，为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许多盗贼也乘机而来，浑水摸鱼。

　　为了搞好都城的社会秩序，朝廷指定京师的领军府负责治安管理、缉捕盗贼，昼夜轮流值班，白天街头便衣，晚上实行宵禁。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对盗贼的打击也都很严厉，特别是公开抢劫，一旦逮到往往会被处死。

　　但小偷并未因此“失业”，晚上不方便“干活”，就白天下手。最后，京师不好混，就跑到周边城市去“发财”。如在南朝齐时，与京城相连的吴兴郡，治安便很不好，盗贼小偷很多，偷抢之事频发。

　　据《南史·王敬则传》，时新到任的郡守王敬决心“严打”。当时有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在路上拾到他人丢失的物品，王敬便借此大做文章，把小孩抓来杀掉示众，吓得盗贼不敢露头，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

　　为了彻底禁偷，王敬抓来一个小偷，当着他们亲属的面严加鞭打。然后罚小偷去扫马路。后来允许小偷举报以前的同伙来代替自己扫马路，即所谓“令偷举旧偷自代”。此事一经传开，当地的小偷生怕被他人识出，全都逃走了，当地一度“天下无贼”。

　　唐代设“贼曹”

　　左右军巡院“严打”盗贼

　　繁华的地方小偷多，这似乎是一条“繁荣定律”。唐朝是中国历史“最有钱”的朝代，长安、东京洛阳都是当时“世界购物中心”，无疑，这个时期逛街也很爽。但这一时的小偷的业务也“十分繁忙”，长安、洛阳都是偷盗者的乐园，让人们很烦。

　　当时，长安包括抓小偷这样的治安差事，由左右巡使、左右街使与京兆尹共同负责，特别是其中的左右街使权力很大，盗贼最怕，其由掌管宫中及京城警卫治安的“金吾卫”直接调遣，金吾卫在每条街道上都有驻防。

　　唐时，在长安的外城还分设万年、长安两县，对杜绝郊县沦为盗贼据点，均设有“县尉”和“贼曹”。贼曹又叫“知捕贼盗”，专门对付盗贼，对街上的小偷、流氓，抬手就打。

　　在中唐以后，一般的小偷并不是影响街头治安最危险的群体，而是“恶少”，即今天人们所说的“街头小混混”。和今天一样，这些恶少喜欢穿奇装异服，喜欢身上刺青。所以，那时人们逛街时最怕遇到这些“活闹鬼”。

　　每位新上任的京兆尹往往都要进行一次“严打”，、处决一批恶少，以维持治安。由于晚唐时局不稳，有的恶少乘机偷抢劫掠干尽了坏事。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记载，在李昂（唐文宗）当皇帝的太和九年（公元835），长安便发生了一起恶性治安事件，“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后来朝廷派出军队，斩首了十余人，长安才安下来。

　　到唐末，又设左右军巡使及其官署左右军巡院，作为“捉获盗贼”的专职部门。

　　不同朝代惩治小偷各有高招

　　先秦“剁脚”西晋“截手”

　　明清挑筋去指刖足刺字

　　小偷虽然不是江洋大盗，却十分可恶，所以，历朝历代都不会放过贼。像北宋时的开封、南宋时的临安街头，均设有“巡检”负责社会治安，惩治小偷。

　　明清时期，小偷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京城北京，晚清时北京小偷俗称“小绺”，黑话叫“老荣”，他们拉帮结派，内部分工比过去更细，有黑白潜、轮子潜之分，黑潜夜偷，白潜日偷，轮子潜专门在火车上偷，时人逛街时稍不留神，钱包就可能被“顺”走。

　　明清对小偷惩罚的严厉程度，似乎超过唐宋。如在明代，一般小偷被逮到要遭“墨刑”，即刺字，犯什么罪刺什么字。抢夺他人财物的，在右小臂上刺“抢夺”二字；盗窃的在右小臂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则刺左小臂。如果盗窃第三次被抓到了，那就没命了，“三犯者绞”。

　　最让小偷害怕，应该不是死刑，乃肉体摧残。明代对“杂犯”的惩处有：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等多种残忍手段，这对窃贼来说，比死还可怕。至于“枷项游历”，对小偷来说则不算一回事。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严惩偷窃的手段，并不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发明，小偷俗称“三只手”，中国最早处罚盗窃办法就是让其残废，西晋时著名法官刘颂说得很干脆，“盗者截手”。

　　更早在先秦时，还流行“剁脚”。1975年12月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多次提到秦国对盗窃行为的处罚，其中一条是，“五人盗，臧一钱以上，斩左止，有黥以为城旦。”意思是，五人一起盗窃，赃物在一定数额以上，斩去左脚，同时在脸上刺字，罚去修筑四年城墙。

　　当然，古代官府抓到窃贼后也喜欢“罚款”，这也是法律条文所允许的，称为“纳铜”，目的是“赎罪”。“花钱就能捞出来”，这或许也是古代小偷常抓难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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