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俞樾学术思想的几点局限
【内容提要】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在传承传统学术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晚清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俞樾的思想立场较为保守,“守先待后”、维护传统道德和文化是其治经治学的基本宗旨。从这一宗旨出发,他对西学持淡漠态度,过于强调传统学术对于道德教化的“致用”功能;他还存在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倾向。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俞樾/西学/道德教化/疑似之见
【正 文】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有声望”[1] (p. 5)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太平天国运动被后,清政府着力重建传统文化,俞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揄扬。他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遍注“群经”、“诸子”,对传统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并归纳出古文“文例”88例,为后学者从事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他潜心经史教育,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及其他重要书院达30多年,门生弟子数以千计,其中章太炎、黄以周、张佩伦、缪荃荪、吴昌硕、崔适、朱一新、戴望、吴大、谭献、宋恕等均在近代学术界享有盛誉。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对于传承以经学为核心的“国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对晚清学术乃至日、韩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俞樾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1972年台湾出版的《俞曲园学记》(曾昭旭著)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著作,它对俞樾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评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俞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局限于文学、方志学、考据学、中医文献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与经学思想有关的研究成果尚不丰富(注:近年来,俞樾在传统学术传承方面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台湾学者、《汉学研究》主编周昌龙先生2003年制定了研究专题《清末民初儒学的内在转化――以俞樾、章太炎、钱玄同学脉为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华人学者麦哲维的博士论题为《俞樾、陈澧、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浙江台州师院一位学者已初步完成《俞樾的学术传承》一书。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正式学术成果。近年笔者对俞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发表论文有:“俞樾在日本韩国的影响及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齐鲁学刊》2004年3期;“俞樾公羊思想发微”,《清史研究》2004年3期;“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6期;“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1期。)。本文拟在笔者前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对俞樾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初步探讨。
一、被动顺应时代潮流,以淡漠态度对待西学
俞樾作为经学大师,其思想观念较为保守。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道德,认为施行仁政和强化道德教化乃是“自强之上策”[2] (卷六,p. 12),指出“孝悌忠信即是兵法”。教化“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3] (《续五九枝谭》,p. 1)。但另一方面,俞樾又吸收了《公羊春秋》的“改制”思想、《周易》的“穷变通久”思想和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并且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有所认识,不仅肯定秦始皇变法等历史上的革新之举,而且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亦持理解态度。然而,他对于“变”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说:“变也者,圣人之所不得已也。其已定之爻,无所用吾变也;未定之爻,而有可通,则亦不必用吾变也。穷而无所通,乃不得已而变以求通,此圣人所上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下以左右民也。”[4] (《易穷通变化论》,p. 3)俞樾既站在维护传统道德的根本立场之上,又以“变”为圣人不得已之举,因此他对于现实社会变革必然缺乏主动精神,总是被动地随着时代潮流而一点一点地“变通”。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晚清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此对举办“洋务”、“新政”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但他同时又敏感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 (卷六. p. 20),深知“洋务”、“新政”的开展,必将冲击乃至动摇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内心对“洋务”及其西学又有抵触情绪。在他看来,“乌喙蝮蝎”之属,虽可以治“瘤疠痈疽”之毒,为医者“所不废”,但毕竟是有毒之物。有见于此,他对“洋务”、“新政”虽在总体上加以理解支持,对他人乃至自己子弟学习西学亦不反对,甚至还在遗言中表示,子孙“苟有能通声、光、电、化之学者,亦佳子弟也”[6] (p. 99),然而他自己却“隐居放言,谨守包咸不言世务之义”,强调自己“于一切洋务、陆军、海军,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7] (卷八,p. 4)。
从这种现实政治态度出发,俞樾虽身处西学东渐、中西交流日甚一日的时代,却对西学从来不去主动吸取。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西学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只要“经史并通,即於体用兼备”,因而反对有些书院在常课之外别设一课,“专考经济有用之学”的做法[8] (卷三,pp. 5~6)。由于对西学采取这种态度,因而终其一生,俞樾的西学知识可以说是极为贫乏。在他的著作中,除介绍过熊拔三的《西洋水法》和合信所著《博物新编》外,于西学仅有几处零星涉及。正因为他对西学茫无所知,所以直到1897年还坚持认为,如果精练20万藤牌军,持藤牌护身,佐以飞叉,则“破外夷之火器,有余裕矣!”[9] (卷二,PP. 19~20)对西学之盲昧竟至于此!19世纪90年代初他还声称:“余惟农桑者,天下之本务,不可以末务参之。古人于此二事,至纤至细,事有一定之程,器有一定之制,而便宜苟且一切之谋,皆所不用。”[10] (p. 7)他在《王梦薇本务述闻序》中亦有此说,且对“农事、织事皆欲以机器行之”颇不以为然,并为先民朴茂之美意渐失感到惋惜[5] (卷六. ,p. 20)。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俞樾对引进机器和西学的洋务运动持反对态度。在强调清吏治、严军政、端士习、苏民困为自强要策的同时,俞樾亦充分肯定彭玉麟提出的设海军、购枪炮、练新军的建议,认为这是“深识远虑”[7] (卷一,p. 9);他还肯定浙江巡抚廖寿丰开茧纱厂、设蚕桑馆、颁焙茶新法诸举措,认为这些虽“从时尚,无诡经常”[9] (卷六,p. 22)。细读俞樾的著作,诸如此类前后矛盾之说尚有不少。这与他对现实政治的矛盾态度密切相关,其为文势必随话语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前后失倨也属正常。
还需指出的是,俞樾对于学习西学的成效亦持怀疑态度。他从维护传统道德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西学的“消极”影响保持高度警惕。尽管认识到学习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但他反复强调“学于人者制于人”,因此要想克敌制胜,还必须在学习对方的同时另辟。具体而言,他认为西人利在火器等刚性的一面,中国在学习那些刚物的同时,还必须从柔性的一面发展自己,才能最终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他认为能克刚的事物,除道德教化外,无非是“水器”、“藤牌”之类。
总之,与冯桂芬、郭嵩涛等同时代思想家相比,俞樾的西学知识是相当贫乏的,政治态度则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若与晚他一辈,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相比,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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