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名声不佳，“清谈误国”是历代学术评价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从文化禁锢中走出的中国学者，理解了魏晋士人的痛苦和欢乐，指出了清谈玄言对当时思想解放的巨大意义。但是，学者们对早期清谈――正始之音和竹林之游的学术价值予以肯定，而对东晋南朝时期的清谈，则视为追求“理中之谈”，属于高级智力游戏，因为这一时期的玄学，已无重大的理论建树。笔者也曾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跳出狭窄的哲学理论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营造人文环境和学术转型的角度观察，清谈对东晋的社会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一

永嘉之乱的战火，使洛阳化为废墟，中原地区陷入了全面，北方世家大族开始了大规模南渡，去投奔在江南已站住脚的司马睿政权，史称“永嘉南奔”，魏晋清谈风尚也随之南迁。琅邪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兄弟，不仅使当时名位尚微的司马睿在江南站住脚，对东晋王朝的中兴，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玄风南渡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永嘉南奔”分东西两条路线：一是东路，大致相当于沿今天的津浦铁路从青、兖、徐、扬诸州逃往建康；王导是东晋第一重臣，被誉为“江东管夷吾”，在建康（南京）主持朝政。二是西路，大致相当于沿今天的京汉铁路逃往武昌（或再顺江东下去建康）；王敦以征南大将军坐镇武昌，长期负责长江中游军政。王导和王敦分别在建康和武昌的幕府，分别聚集了沿两条路线南下的北方名士，它们既是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仅存的两个玄学清谈中心。落荒南逃的士族名流投奔到王氏兄弟那里，生命安全有了保障，政治上被重用，形成了缔造东晋王朝的所谓“中兴名士”。 

早在西晋元康时期，王导与王敦作为王衍的族弟，与这位清谈领袖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但是其一手提拔起来的政治嫡系，而且积极追随王衍参加清谈，是元康时期清谈场上的后期之秀。《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有人去王衍处，恰逢琅邪王氏家庭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诩、王澄同聚一堂，不禁赞叹：“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王敦与王澄、谢鲲、阮修是王衍最要好的四个朋友“四友”；王导在洛阳玄学界，与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齐名。若干年后，王敦、王导已成为东晋开国元勋，仍时时以参加西晋元康玄谈为最大光荣。王导多次提及当年他在洛阳的表现，“王丞相云：‘雒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1]某次，他将这段历史作为资本，奚落蔡谟。“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克儿！”[1]（轻诋）也许王导过于重视元康名士对他的评价，以致成为经常性话题，引起了羊曼的诧异，说这已是公论，为何反复称说。“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导回答，是因为清谈名士瓜果飘零，盛况难再，“不可得耳”。[1]（企羡）

两晋之际的北方战乱，具有民族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其酷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汉魏之际的军阀角逐。中原世家大族南下时的绝望心态，在后来并列“中兴名士第一”的卫�d、王承身上，可见一斑（注：卫�d在豫章行营中名列第一，而王承在首都建康为第一，《晋书・卫�d传》：“于时中兴名士，唯王承及�d为当时第一。”当时排名第一的，应为王承。《晋书・王承传》：“渡江名臣王导、卫�d、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永嘉四年，洛阳陷落前，卫�d看到天下即将大乱，携母离开了这座危城，沿西路举家南迁，辗转千里经江夏赴豫章，面对茫茫江水，百感交加。“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x，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1]（言语）王承永嘉后期任东海太守，他弃官南逃时，走的是东路，经下邳、临淮到建康。“寻去官，东渡江……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2]（王承传）

在建康和豫章的“中兴名士”中，一度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例如，王敦军府的幕僚现了纵欲狂饮现象，避乱渡江的名士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散发裸裎，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2]（光逸传）建康的名士较为文雅，但同样被伤感笼罩，发生了“新亭对泣”的故事：风和日丽的某天，过江的名士相聚新亭宴饮，周�触景生情，忽然叹息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名士们皆相视流泪。王导不愧中流砥柱，“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1]（言语） 在这种情况下，与消极缓解国破家亡痛苦的饮酒放纵相比，辨名析理的清谈活动，无疑有积极意义，它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起了振奋士人精神的作用。因此，清谈之玄风沉寂多年后在江南复苏了，首先在王敦府中，发生了继往开来的卫�d “谈道”。卫�d是卫��的孙子，乐广的女婿，元康清谈中呼声最高的少年才子，与琅邪王氏关系密切。心气甚高的王澄（字平子），听卫�d清谈析理到精妙处，竟佩服得连续三次倒在座位上。“每闻�d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绝倒。’”（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注引《�d别传》，中华书局1983年。）永嘉六年(312)，卫�d到达了武昌（注：《世说新语・赏誉》和《晋书・卫�d传》均记载这次清谈发生在豫章，时间是一整天；而《世说新语・赏誉》注引《�d别传》则认为是武昌，时间是一天两夜“弥日信宿”。从《�d别传》说。），与阔别多年的名士朋友相会。这位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才子回光返照，精神抖擞地与王敦、谢鲲等清谈，持续了两夜一天，尔后便大病不起。但是，这次清谈使久违此道的名士们兴奋异常，王敦快乐得不能自制，他作了一个精彩的即兴发言，如此评价卫�d的论道：“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复当绝倒。”（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注引《�d别传》，中华书局1983年。）

对玄风南渡贡献最大的自然是王导。当时，有些儒家人物将西晋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玄谈，据《资治通鉴》记载，早在永嘉五年，陈�f写信给主持政务的王导，要求取缔“庄老之俗”学风，结果被王导作了冷处理，不予理睬。因为王导不仅是位经邦治国的高手，而且也是个大清谈家，老庄哲学的信仰者。在主持军政要务的闲暇时间，他最喜欢的娱乐便是清谈，擅长的论题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他能灵活运用这三论中的哲学原理，参与几乎所有论题的辩论。“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论’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1]（文学）史书中王导最著名的一次清谈，发生在卫�d武昌谈道的二十多年后，王导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为宰相，而与其对垒的辩手殷浩和观战者桓温、王蒙、王述、谢尚等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当时，殷浩作为庾亮的幕僚常住武昌，某次出差到京师，应王导之邀在丞相府中论战至夜半三更。像王敦当年武昌遇卫�d一样，王导高兴之至，认为论题与胜负并不重要，最有意义的是论辩过程，这是正始之音的魅力之所在。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1]（文学）

据唐翼明先生考证，这次清谈盛会发生于公元334-337年之间。[3]在两晋之际玄学清谈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玄学清谈的接力棒由中兴名士传递到青年一代手中。几年后的咸康五年(339)，王导逝世，殷浩、王蒙等成为东晋前期最重要的清谈领袖，在永和前后，迎来了魏晋清谈的第三个高潮。

二

经过东晋建国初期的几次军事动荡，自苏峻之乱平定后，政局相对稳定，外无强敌，内无大乱。东晋年轻一代士人，在父辈“中兴名士”的熏陶下成长，走上了历史舞台。从咸康年间起(335-342)，清谈风气再次兴起，到永和(345-356)时期达到鼎盛，此后绵延不绝，其规模超过了正始和元康，成为清谈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高潮。

东晋时期是士族名士生活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他们结束了汉末――西晋之际在皇族、外戚、礼法派夹缝中生存的局面，真正拥有了军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士族寡头政治――门阀政治，皇帝反而成了傀儡。士族社会“自由逍遥”思想的物质基础――自给自足庄园经济，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反映士族名士文化性格的学术风尚――自由清谈，亦得到了大规模的持续发展。 永和前后的清谈盛况是前代无法比拟的。《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与魏晋清谈有关之事61条，其中发生在咸康――永和时期的近40条之多，裹携了当时的几乎所有名士高僧，如王蒙、刘�础⒁蠛啤⑺韭黻拧⑺锸�、孙绰、阮裕、许询、王�、王羲之、王胡之、谢尚、谢安、桓温、韩康伯等名士和竺法深、支道林、于法开、于法威等高僧，并形成了京师建康和会稽两大清谈中心。

其一，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建康，无疑是清谈最活跃的地方。名士的府邸常是举办这类活动的场所，例如殷浩的家，便是名士频繁聚会的地方：某次王蒙、刘�辞袄辞逄福�不知不觉“堕其云雾中”；[1]（赏誉）谢尚听其高论，“不觉流汗交面”；[1]（文学）一度沦为乞丐的康僧渊，则在此标新立异而一举成名；最激烈的一场论战，发生在殷浩与孙盛之间，他们挥舞麈尾，反复辩难，饭菜四次加温忘食，“往反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客遂至莫忘食。”[1]（文学）司马昱的相府更为重要。这位当了28年宰相外加2年皇帝的低能政治家和二流学者，却是个狂热的清谈组织者，许多著名的清谈都发生在其府邸：殷浩与孙盛关于《易象妙于见形》的论战，殷浩与支道林关于《才性四本》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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