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今的大姓所以成为大姓，都有不同的原因，其原因有时还很复杂，但也不是说毫无规律可循的。大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姓氏多少的原因很多。 一是它们源远流长，姓出多元，分布广泛。以王姓为例，它的来源至少有数十个，其中有黄帝的后代，有王子比干的后代，有虞舜的后代，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后代。此外，又有姬姓之王、子姓之王、妫姓之王等。这样一来，王姓由于来源众多，人口自然也就多了。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王姓仅表示血统来源的郡望堂号就有142个，在百家姓中大约是最多的，其中如三槐、琅邪、太原、北海、陈留等都很有影响。张姓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二是历史原因。东汉以后，九品中正制成为社会选拔人才和官吏的重要制度。人们按照出身和门第分为九等。选拔官吏不看才能，而是看郡望和出身。出身好、郡望高的士族子弟，即使是个酒囊饭袋，也能升官发财；出身差、郡望低的庶族子弟，即使才华出众，品学兼优，也很难跻身于社会上层。一时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士族地主凭借着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建立家族体系，使同姓人口大量增加，而异姓家族人口则人丁不旺。新增人口大部分集中在王、张等少数姓氏上。 三是大姓在历史上多是国姓，姓这个姓的人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从而形成人口学上的“马太效应”。以李姓为例，历史上先后出现过6个李姓政权，称帝者多达60多个，仅仅一个唐朝，就统治中国将近300年，家族兴旺发达，繁衍出众多支派。支庶既繁，子孙必众。 四是在古代，帝王之家或名门大姓往往享有人口繁殖的特权，从而也导致了人口数量的膨胀。过去，一些朝代征收人头税，无论老少都要交钱。普通百姓有时因为交不起钱，生了孩子甚至要扔到水盆淹死，形成溺婴现象。据研究，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很普遍，几乎对劳动力再生产构成威胁。相反，那些帝王之家或名门大姓不仅可以不交税，还能够享受各种特权。比如，在两汉时期，刘姓人就享受过不交税、不服劳役的特权。所以，刘姓人在这一时期膨胀很快，迅速崛起。同样的情况，再如明代的朱姓，在朱元璋开国前人口很少，他的全家人几乎死光，但在他称帝以后，由于有三宫六院的女子为他生孩子，结果一下子有了26个儿子。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时，仅皇族人口就达到19611个，万历末年更膨胀到8万多人。就这样，在短短的200多年时间里，朱姓的宗室人口就增长8万倍。这种超级繁殖速度，便孕育了我国的一些超级大姓。所以说，一个姓氏中的皇帝越多，他的人口数量就越多。 五是赐姓。在相应的王朝中，由于姓国姓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一些皇帝还特别开恩，拿自己的姓氏作礼物，赏赐给那些有功的人，形成赐姓现象。而那些被赐姓的人也把它当作一种荣耀，被赐姓后心甘情愿地不要自己的祖宗，改姓皇帝的姓氏，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大姓人口的数量。这种情况，在一些大的王朝中是相当普遍的，即使是那些国阼短促的小王朝，也同样有赐姓现象。 六是古代婚姻制度。受中国一夫多妻制度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名门大姓的发展速度就要大打折扣。早在黄帝时，他就娶了四位夫人：一个是嫘祖，一个是西陵氏，一个是方雷氏，一个是彤鱼氏，一连生了25个孩子。到了秦始皇当皇帝时，就是三宫六院，美女成群，王子公主，不计其数。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无论明君昏君，都是这样。连一些知识分子也跟着凑热闹，甚至妻妾成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是如此。年轻时因为家境不错，从外地客居长安，也不嫌长安的物价贵。后来找配偶也要年轻漂亮，能歌善舞，什么“杨柳小蛮腰，樱桃范素嘴”，显示了他的风流倜傥。而即使穷得连锅都揭不开的杜甫，也还有两位夫人。这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平等引发的生育权利不平等，对我国人口向名门大姓的集中无疑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