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 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职能出现了多样化

在 宋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在 城市建设上，那种 传统的 坊里制度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产生并逐渐推广了“交子”（纸币），“交子”的出现与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赋税制度上，也开始征收 商税，据《 宋史》卷85～90《地理志》记载， 宋朝 时期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总数不下四、五十处，仅征收商税在10万贯以上的就有42个城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城市和 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
1、工商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 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 成都在 北宋时期，既是成都 府治，又是 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 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 蜀锦乃为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1] 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 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2]在 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市）、平州（今苏州市）、镇江、 常州、湖州 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 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 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3]
2、商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 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 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 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约有15000多户。[4] 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 商号鳞次栉比。主要 商业区，终日 车马杂沓，交易繁忙。 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是 开封城中 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 夜市、 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 相国寺、鼓扇百索市、 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5] 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芜州、 江州蕲口、鄂州、 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 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6]，“市邑雄富，列市繁错”。[7] 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 隋唐时期的 扬州的地位，成为 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 集散地。[8]
3、手工业型城市
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 起源既不是 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 陶瓷、造纸、印刷、造船、 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 都城开封、 浙江杭州、 福建 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 眉山等都发展成为 印刷业的中心，而 吴江府的 粉笺、 温州的 蠲纸、台州 黄岩玉版纸、杭州的 藤纸、 绍兴府的 竹纸、宣州的 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 花罗、 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 青州与 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 越州的 寿陵和 绵州的巴西 纱子、 亳州的轻纱、 明州 象山女儿布、 平江府 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 白瓷、汝州的 青瓷、 耀州的 青白瓷、 景德镇的 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9] 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

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草市”逐步演化为商业性集镇

商业性集镇繁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标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成商业性集镇。“草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正如《 中国古代史》所评价的那样：“在城市的周围及广大乡村中形成了许多定期的贸易集市， 北方称集， 南方称墟， 江淮地区称草市，统称之为 坊场。这些坊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乡村和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得以使农民自用 自食之外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与市场发生日益密切的关系。”[10]纵观枕宋朝“草市”向集镇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把其分为草市大量涌现、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和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镇转化三个阶段。
1、草市的大量涌现
草市始见于 南北朝，隋唐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11]至 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及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的 小市也越来越多。此类草市，根据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各有不同的 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 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 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从而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由于规模的扩大，限于 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够使用，商业区域不断 向外扩展，与农村中的草市相呼应，从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13]
2、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
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 集散中心和 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 市镇。在 早期， 我国的市和镇之间是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的。据《 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记载：“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 设官防者谓之镇”。可见，“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这些市镇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纯粹以贸易为特征的镇市大量涌现，“诸镇监官，掌 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14]于是，在县和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镇的出现又加快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这样，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5] 。据 樊树志研究，北宋时代， 黄河流域的市镇发展占有明显的优势，四京尤为突出，东京 开封府有31镇， 西京 河南府有22镇， 北京大名府有20镇， 南京 应天府有13镇。而 同时代的江南地区相对较少， 苏州有4镇， 秀州有4镇，杭州有12镇，湖州有6镇。南宋时代，随着 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的市镇异军突起。 临安府增至28市镇， 嘉兴府达15市镇，苏州达19市镇。可见，经 有宋一代，草市不仅发展成集镇，而且数量增加也相当迅速。
3、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
在宋代，各地市镇尽管商业贸易职能较强，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即手工业生产活动也非常活跃，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如江西景德镇，当时陶瓷生产就相当兴盛，有瓷窑达“三百余座”，而且分工也相当精细，已有 陶工、匣工、土工、 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 雕花等工种及 工艺程序类别。可见，有宋一代，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与生产进一步扩大，在原有商业性集镇的基础上，又涌现了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倾向色彩的市镇。除了上述的陶瓷专业镇外，还有筠州清溪市矿冶专业镇、陵州赖钁盐业镇、彭州蒲村茶业镇、 遂州凤台 糖业镇、 兴化军 龙华糖业镇、泉州安海航运业镇、秀州 青龙航运业镇等。这批市镇的出现，不但显示了宋代经济作物、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达，同时还标志着草市、镇的经济自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 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港口城市大量出现

宋朝时期，宋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比之 盛唐时期还要繁荣一些。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宋朝向各国输出丝织品、 瓷器、 茶叶、 工艺品、金、银、铜、铁、锡等，输入的物品主要有 香料、 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苏木等。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 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6] 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为了加强管理，宋朝还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置了 市舶司。除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长江以北的通（江苏南通市）、楚（江苏淮安市）、海（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两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海港城市兴废繁衰也较多。如北宋时，山东半岛以北属于辽 政权所有，而辽政权又有航海之禁，因而唐时的主要港口登、莱二州，一蹶不振，与沧州、平州等同降为次级的海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