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哲学是智慧的学问，而智慧之树常青。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哲学智慧犹如生生不绝的源头活水，滋润和启迪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发展。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的体现。学习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在树立深厚的历史感的基础上并以全部历史经验为内容的智慧的熏习，哲学的思维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始终保持着同步的跳动。

    中国，古人称天下中央之国也。自从盘古开天地，普天之下，共分为九九八十一州，中国居其一，名“赤县神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三皇五帝到如今，由总称为“华”族的诸民族的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这条宽广深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壮观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形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故中国文化与一般的人类文化就既有同一的属性，又有明显的差别，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一词在中文，本是指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意味着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用、制度、语言、行为和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来对所谓“天下”、实即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从而使“人”区别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层次和意义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在此意义上，文化也就是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人化”。     “人化”既然反映的是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在文化诸要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哲学的智慧正是从这里开始发源生长。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爱智慧乃是“哲学”的本分，哲学对人的意义，首先就体现在对人们“化成”世界的活动和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给予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它在整个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就由此而表现了出来。那么，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就应当学习中国哲学；而一旦通晓了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认识了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哲人在追求真理、也即“闻道”、“求道”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它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自觉。哲学智慧与解决日常具体问题的实用型智慧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层次的区别。从“智慧”一词的发端看，孔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老子言“智慧出，有大伪”，墨子则认为不应当让“不智慧者”来治理国家，他们都没有明确界定“智慧”的内涵，因为模糊性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但从总体上看，“智慧”的运用既涉及到人应对实际问题的聪明才智，又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自觉和理论思维的水平。孟子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这里的“智慧”显然是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还没有上升到对“势”的思考，只有善于“待势”和“乘势”之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而这正体现了哲学的精神。从而，哲学智慧超越于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的宗旨是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向往的是终极的理想境界，并为此而形成为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理论体系。所谓“上智”、所谓“大伪”的意义，也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给予解释。     中国哲学智慧植根于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体系，智慧的火花遵循着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源源不绝地从中国人的思维中迸发，并通过对先哲们心灵和思维的启迪，最终促成了他们对“道”的解悟和由此而带来的精神的超越。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中国哲学智慧的不断生成之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哲学又称中国哲学史，“史”的概念意味着中国哲学智慧的重心是定位在中国古代、亦即传统社会的哲学思辩，它要求揭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完整独立的社会形态时成型的理论体系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通过对它们的学习，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对前人智慧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触发我们的创造性的灵感，以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召唤。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指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蕴涵着优秀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一致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第二，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秦汉以降，“重民爱民”成为历代王朝宣称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阐发。比如，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 　　第四，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第五，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第六，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中庸”就是合宜的分寸、合宜的“度”，恰到好处，收放恰宜。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孔子把这种“中庸”之德定位为极高的道德境界与政治智慧，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 　　第七，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 　　第八，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