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到1936年，向楚两度被聘为《巴县志》总纂。向楚的脾气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1933年他受聘为总纂后，深知必须摆脱尘俗琐务，名利缰索，专一于此。还要如翰林院那样，有几位硬笔杆子。于是，他登门拜访前清举人梅际郇、秀才文伯鲁等人，恳请他们出山相助。他吩咐给老文人每天有一碗醪糟荷包蛋过早，午晚饭桌上有用砂罐煨得烂烂的猪足猪肘，旁人是不能伸筷的。马褂也替他们换新，并由杂役浆洗得干干净净。 精诚所至，同仁为之动容，纷纷效力，立表目，订条例。大家志趣相投，谈天说地，其乐也无穷。 历史正在悄然逝去，记忆也在日益淡薄，文化名城重庆应该有一部拿得出手的地方志，这个使命要由向楚他们完成。编史首推公允，不该记住的让宽容替代，不敢忘却的刻在心底。向楚带领众人遍阅古册考证推敲，注重史料翔实，落笔言近旨远，行文流畅。 那年月，下半城的老巴县衙门电力不足，入夜只有几束萤萤弱光，伴着向楚和几位老学究在钻故纸堆。对于史料选样，他们一致认为，哄抬于先，必速朽于后；哄抬愈速，朽之也愈速。因此，阿谀奉承之作首先要排除。尽管资料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志趣相投的文人仍有着稳固的共识。史学，在向楚心中始终是神圣的。 旧《巴县志》原有“疆域”、“职官”、“建置”等11类，向楚因时制宜，增加了“学校”、“商业”、“交通”、“市政”等，特别增添了“革命军始末”，一共23类，保存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珍贵资料。而凡有关外事纠纷、教案等，他都详细地选载在“交涉”一卷中，立意“存晚清丧权辱国之耻，人民知以振作自奋”。“赋役”卷亦记载甚细，对云南、贵州以及四川各军阀在重庆所征之苛捐杂税详尽实录，处处揭示症结，冀为国家将来振新之日有所参考。向楚亲自撰写的是《革命军始末》、《事纪》、《叙录》等篇，有的是他的亲身经历，有的是网罗有史以来关于巴县之编年纪事于一炉，为历代治乱因革之博览。 1937年，耗时四年的《巴县志》面世，处处良史笔法，取舍审慎周密，博得学界交口赞誉。至今，学界专家学者想要研究巴渝之地的历史风物，《巴县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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