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村是张家港境内的文化古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村周围方圆三里内建有多座祠堂，其中建造于清朝年间的祠堂就有6座：金氏西祠，清顺治十六年（1659）太学生金永祐建，吴德裕撰记；金氏东祠，康熙十四年（1675）太学生金永福建；金氏先祠，乾隆十三年（1748）太学生金培元等建，国子监司业陈祖范撰记；王氏支祠，在金村南芦庄，道光六年（1826）举人王锡诰等建，李兆洛撰记；邓氏家祠，在金村北湘泾，道光年间举人邓琳立；周氏家祠，在金村东北周家院，光绪中周殿魁建。
金村的这些祠堂规模大，祠田多，影响广。金氏先祠有“祠屋三进凡四十间，祠田二千一百亩”，祠前有“金氏先祠碑”，祠中立有“捐建金氏先祠碑”和“金氏先祠规条碑”。咸丰兵燹后，金家花园资产也归入祠内。而王氏支祠则堂宇壮丽，祠堂内还设有舞台，并有宰相刘墉亲笔题词，另有刘石庵书册石刻等珍贵文物，支祠有祀田500亩。时至今日，王氏支祠虽不复存在，尚存部分文字资料可供查考。
初览数祠碑文、祠堂规条和有关资料，深感祠堂文化是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扬善行、扶贫帮困、友邻睦族、教化民风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就金氏祠堂规条而言，它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先后作了三次修改与增补。如果说初立时尚有少数条款内容不完善的话，那么，后续增议增补的规条却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许多借鉴之处。如规条曰：“祠裔孤寡力不能自养而矢志抚孤者，每月给白米三斗，不论其子年岁若干，一律永远发给。”“族人六十无子而贫苦者及疯颠病者，每年给白米一石八斗，柴钱贰千文。”“族中有孤寡被欺至涉官而不能费者，祠堂公项开销。”大多数祠堂还特别规定：“（族众）大口给糙米一石，小口给糙米五斗，定每年正月十一发给”等等。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金村各大宗族借助血缘关系，以祠堂维系着一个“大家庭”，使族内贫困者能够得到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金村是文化古村，兴教崇文蔚然成风，“五百年来子姓繁，半是耕渔半是读”，涌现出大批文人墨客，其中不乏出自贫寒之家的莘莘学子。那么，这些清寒子弟何以能读书进学的呢？从祠堂规条和有关资料中不难找到答案。金氏祠堂规定，祀田所收租息，优先用于供族内子弟上学。祠堂所属金家花园内的丽瞩楼，就是金氏办私塾的场所。祠堂还规定，对学业优秀的子弟给予资助奖励。如规条中有“生监乡试者，给盘费七千文，临行先一日致送”。正因为金村各大宗族以祠堂为载体，兴教崇文，助学帮困，明清年间才会出进士8人、举人13人、太学生和秀才100余人，才会出现翁同龢所诗赞的“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的耕读传家的动人景象。
古村金村“清白家风遗子孙”、“鸦片既除还戒博”，这和几百年来祠堂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邓氏宗谱》、《金氏家乘》中均载有以家训祠规教育、鞭笞族内不肖子孙的实例。邓氏家族五世祖允贤（义士）为人公平正直，“与恶人不善”。一日深夜，他闻知村中恶少聚众博赌，当即披衣直奔赌场，将开赌者责罚，直至其“乞怜求免、愿改前非”。他每在家祠曰：“后世好赌是曾祖之罪人也，族人当以见赌博者如淫声美色而远之，遣愁只许酒三樽。”
金村的祠堂文化之所以能在化育民俗民风中起引领作用，同地方进步士绅率先垂范密不可分。“东园高似汉东园，丹桂廷前日益繁”，这是明代高僧吴宽对金氏先祖金文瑞的赞誉。金文瑞号东园，他学识广博，通十七史，所交皆名人，年八十犹手不释卷，常袖白金济人，困不索偿。其实象东园公这样的进步士绅在当地委实不少。哪一个祠堂的建造者不捐大量钱财，舍大片土地！就以金氏先祠的建造者金氏十三世孙金培元为例，他早年在京师太学馆读书，返乡耕渔后，生活节俭，可他捐出150亩地作为义田，致力公益事业；当沿海发生水灾，灾民流亡危难之际，他开仓赈济灾民，对死去的灾民施以棺木，划地安葬；他为永昌寺建造“地藏殿”，他捐出私宅建金氏先祠，还带头捐献并筹措祠田千亩。金村周边的杨巷桥、永安桥、潘祈桥等十多座桥梁都是金村的开明士绅出资建造。金村南钱巷肖安福，肖大坤（武举人）、肖大炘（武举人）父子三人生活俭朴，却捐田五百亩立肖氏义庄。可见，在浓郁的祠堂文化熏陶下，古村金村境内百姓和进步士绅的价值观、民俗观得到规范和优化，世袭耕读、敬宗睦族、积德行善的传统理念得到普遍的认同和践行。
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