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姓氏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若干个）堂号，而且同一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也会使用同一堂号。如著名的“六桂堂”，是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用一个堂号。

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最为普遍，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也就是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如颍川陈、陇西李、赵郡李、中山刘、太原王、琅玡王、京兆王、清河张、安定张、河内张等。

中国人向来有慎终追远的美德，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言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流芳。如“四知堂”、‘“三省堂”等。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著，名闻遐迩，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屈氏遂以“三闾堂”为堂号。

在封建宗法社会，各个家族常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堂号，以劝诫训勉后代子孙。如陈氏“义门堂”、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批文人学士，才华横溢，品格清高，深为世人所推崇，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品格高雅，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以所居之处为“爱莲堂”，其后世遂以此为堂号。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官归里，赋《归去来辞》以明其志。；在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其后人以“五柳堂”为堂号。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李氏族人中遂有“青莲堂”堂号。

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往往以之为本族堂号。如东汉灵帝时，太史上奏：“德星聚奎，其五百里内有贤人焉。” 汉灵帝派人查访,是退隐的陈寔常率子孙和号称“八龙”之一的荀淑等人游于许昌西湖。汉灵帝遂在许昌西湖敕建“德星亭”，后来颍川陈氏成为了颍川的世家大族，历经汉末、魏晋，家族地位三百余年都不衰落，德星堂也成为了陈氏专用的堂名。

又如宋代王祜曾手植三槐于庭院，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古代百官朝会，三公对槐树而立，故以三槐象征三公）；其子王旦果然位列宰相，当政十余年，深为朝廷器重。其后人便以“三槐堂”为堂号，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与太原王氏，琅玡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

为表示对同姓先世名人的仰慕之情，各姓后人以其厅堂、居处为堂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其后人便以“香山堂”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科第连绵，为世人称羡，遂以之为堂号。如唐代泉州人林披，有子九人，俱官居刺史（俗称州牧），门庭显赫，世人敬仰，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再如宋代临湘人徐伟事母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有子八人，后皆知名，时称“徐氏八龙”，后人即以“八龙堂”为其堂号。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此类堂号由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如“如武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等。

例如：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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