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波,男,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2012年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秦汉时期的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
博士导师:西北大学教授 余华青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邓瑞全
“仕”或“隐”是古代士人的两种主要人生选择,同时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他们常常“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在仕隐之间转换角色。诸葛亮便是如此,他少年时代在故乡琅琊度过,一生大部分时间仕于蜀国,期间则一度隐居躬耕。而且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诸葛亮的隐居生活长达十年之久,这段经历对他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三国志》本传载,汉末天下遽变,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避乱南下,但后来并没入仕素与叔父“有旧”的荆州牧刘表,而是选择隐居躬耕。当然从日后的自述看,他并不甘心老死山林,所以只是暂隐。然而这段“暂隐”生活为何长达十余年?个中原因较为复杂,如安身保命、家族变故、择主而仕等,学界对这些原因有过讨论,此不赘引。
除上述原因外,我们以为还存在一个隐士心态问题。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诸葛亮主动出仕的可能性不大,《前出师表》里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理解为“不求诸侯”,即不愿屈身求仕。高度自尊乃隐士阶层的群体心理,他们即使有出仕可能,也往往“只可来招,不愿屈致”。汉魏之际的隐士多是这样,有的甚至屡次被征才肯出仕。诸葛亮亦是如此,他这一心态在《三国志》本传中有迹可循:“徐庶见,器之,谓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好友徐庶对诸葛亮的自尊、清高心理看得很清楚。
同时,诸葛亮早年“自比管乐”等行为也暗含了这方面的意思。管仲曾侍俸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有过节,最后因鲍叔的推荐得到齐桓公重用;乐毅在赵、魏、燕之间游说不得志,后受燕昭王重用,以为亚卿。诸葛亮之所以自比管仲、乐毅,不仅表明他自信过人,也暗示与管乐一样,希望能得到明主赏识。唐代汪遵有一首诗歌《南阳》这样写道:“若非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一个“识”字用得十分传神,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待识”心态。
正因为后来刘备的识才,诸葛亮多次表露出知遇报恩之心,“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大凡隐士往往如此,他们重视气节与内心完善而看轻外物,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又表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一面。
因为“择主”“待识”等原因,诸葛亮过起了躬耕陇亩“晨夜从容”的隐居生活。当然除了躬耕,他还博读广取,拜师交友,了解时局。这一段生活对他的学识、见识、性格等方面均产生过重要影响。
首先,诸葛亮熟悉军事、天文、地理多方面知识,又洞察时局,跟十年隐居不无关系。期间诸葛亮博览经传,还拜师求学。求学的对象包括本地名士与外来流寓人士,因为当时荆州较为稳定,吸纳了众多人才,《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下》曰:“(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诸葛亮寻师访学可考者,有黄承彦、庞德公、司马徽、酆玖等人。其中诸葛亮每次见庞德公“独拜床下”,德公亦器重亮,称他为“卧龙”(《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又从司马徽学,司马徽赏识其才性,向他推荐深谙谋略之道的汝南酆玖,“司马徽谓亮曰:‘以君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汝南灵山酆公玖熟谙韬略,余尝过而请教,如蠡测海,盍往求之’”!通过耕读、游学、拜师,诸葛亮的知识结构逐渐完备,为他日后善于计谋、长于辞令、精于发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诸葛亮通过拜师游学了解到外面局势的动向,因为他隐居之地处于南北交错地带,也是曹操势力与刘表割据的分野,这里消息灵通,能随时从师友那里了解天下大势。当时司马徽称赞诸葛亮“识时务”,就包含了清楚大势、大事的意思。由于这一缘故,诸葛亮与刘备交谈,未出茅庐却明晓时局变化。
其次,性格魅力日益完善,处事能力更加成熟。诸葛亮隐居当初“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还“常抱膝长啸”,难免书生意气,甚至对刺史、郡守均不放在眼里,自视甚高。“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经过多年静隐,诸葛亮狂傲的个性有所改变,变得温和谦虚、小心谨慎,如刘备请他出山,他反复试探,待刘备三顾之后才敞开心扉侃侃而谈。此外,诸葛亮交往的青年才俊崔州平、徐庶等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对人生得失的权衡,都给他诸多启发。《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记诸葛亮后来回忆与崔州平、徐庶的情谊,曾感慨不已:“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指出,隐士们经过隐居已是一个“变容”了的人,“成了一个改变了的人物”。诸葛亮隐居十年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容”过程,他从十六七岁的少年成长为各方面都较成熟的“卧龙”,从一个意气书生蜕变为“识时务”的“俊杰”。
总之,隐居生活是诸葛亮人生的重要阶段,对他本人各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认识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评价诸葛亮,尤其在当下的诸葛亮讨论中,对于防止盲目“神化”及刻意贬低、彻底否定的偏颇,或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