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家庭书信的形式，根据家中子弟的具体情况，进行语重心长的教育，一方面娓娓道来，亲切温和，一方面旁征博引，高屋建瓴，既有理论上的高度，又有亲情上的温度，往往比系统的教育理论更加见效。

　　而在中国古代家书方面，王阳明、曾国藩可谓是两座高峰，这两位经历相似，思想亦有交集，但具体而言，又有区别，那么他们的家书又有何异同呢，对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来对照一番看看。

　　关于科举：不必过于看重 读书做人要紧

　　王阳明和曾国藩之所以能史上留名，颇有影响，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其实还是得感谢一项古老的制度：科举制度。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博得个人出身。科举制度在他们那个时代而言，还算是一项比较进步的制度。王阳明二十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二十二岁时考进士，未中，当时的学术大咖，内阁首辅李东阳对他说：“你这次没中状元，不过你写个状元赋试试看。”王阳明马上一挥而就，震惊当场。又过六年，公元1499年，王阳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第七。

　　再看看曾国藩的功名路。曾国藩小时候是个笨小孩，据说记性奇差，相传有天夜读，把一段文章反复读了若干遍，还是记不住， 连躲在暗处的小偷都忍不住了，说：“连我都记住了，怎么你还没记住呢。”这个传说并不靠谱，但是也说明曾同学年少时记忆力不太灵光。虽说曾国藩记忆力不突出，但他在功名路上也算是一帆风顺，一路考取秀才、举人，二十七岁考取进士，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比王阳明还早一岁。

　　王同学和曾同学对科举的态度又如何呢？王同学很小的时候似乎就有先见之明，当他还是十多岁的小朋友时，就对老师说：“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年第一次会试不中，王爸爸鼓励他再接再厉，他却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在王阳明的家书里，也表达了这种思想，他的《寄正宪男手墨》这样寄望于儿子，“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这时候的王阳明也是一位爸爸了，当时是1527年，王阳明在率师出征的路上，儿子托付给亲戚，他对于儿子的期望倒不在科举功名上，在信中，王阳明认为，读书考取举人进士，并非他对儿子的期望，只要儿子能够立志向上，他就觉得很高兴了。

　　同样，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儿子的期待，也不在考试中进士上。在1842年，曾国藩尚为京官，在正月十八他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认为弟弟们只要能够“发愤自立”，即使没有在科考场上得志，但也能成为他曾大哥的帮手，“虽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老曾甚至举例说老家湘乡有哪些大贤大儒，并无功名，但照样怡然自乐，乡里闻名。既然不以功名为念，那么老曾对于弟弟和子孙的期许是什么呢？在1856年（咸丰六年）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里这样说：“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说得很清楚，就是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二人的家书一对比，他们对于子弟的要求很明确：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考不考功名倒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