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家祥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具有现实意义，突出体现在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在方法论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学习的范例。

　　经济学说史考察是《资本论》创作的前提基础

　　《资本论》创作与经济学说史研究紧密相连，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创作历程看，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贯穿始终，是《资本论》创作的前提基础。《资本论》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一是1850—1853年撰写的《伦敦笔记》。此时，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1850年，马克思几乎整天待在大英博物馆，重新阅读斯密、李嘉图著作的原文，以及穆勒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共写下24本摘录笔记。其中论及了多方面内容，着重研究货币理论，批判“货币数量论”；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考察经济危机理论，肯定斯密的有关思想，批判麦克库洛赫、蒲鲁东等人的思想。这些都为《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必要准备。二是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撰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这是《资本论》的最初手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如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制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即六册结构等。在此期间，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学派与庸俗学派。三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作为《资本论》创作的第二个稿本，马克思共写下23本、1742页的笔记，其主体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由该手稿的第6—15册、18册、20—23册的部分内容构成，属于政治经济学说史。马克思本计划将这方面的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一般》一章的附录，但在考察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和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时，中断了理论研究，转而对剩余价值理论史展开详细分析，以便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划清界限。《资本论》的创作也由此出现转折。1862年，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发表自己的著作，计划写出四册，其中第四册为理论史。后来又继续写作手稿，并于1867年9月出版德文版第一卷。

　　第二，从创作成果看，经济学说史评判构成《资本论》的重要特色和基本内容。《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学说史研究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资本论》第一卷引用著作约260部（篇），大部分为经济学论著；涉及人物近600名，遍及各派经济学家和知名专家，还包括一位中国清朝主管经济事务、有货币著作的官员王茂荫。《资本论》中有多处对以往经济学说的明确评判，与所要阐述理论交织在一起，互为补充。如在“商品和货币”篇的附录中，有针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部分，专设“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一节予以批判，堪称重视学说史考察的代表，也体现了马克思理论思考的科学态度。

　　第三，从创作方法看，经济学说史研究突出重点、夯实基础。马克思对经济学说史的系统研究，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核心和始点，没有追求写出专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史著作。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史又是围绕其起源和实质两大难题进行的，即针对如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矛盾、解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的矛盾，搭建理论史框架，《剩余价值理论》的三个分册以此编排观点并予以评论。这体现了马克思围绕重点开展研究，突出重要理论创新的问题意识。马克思宁肯放下自己原有的理论研究计划，集中时间专门撰写学说史部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补充内容，既突出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又陆续增加了对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史等的探讨，从而保证创新的理论大厦奠基在坚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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