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买卖婚姻，婚姻当事人的自主权全被剥夺，不管两人有无感情、愿意与否，都得从父母和媒妁的意志。在封建礼教和贞节的束缚下，无数婚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有的人家甚至还没有儿子，就娶进媳妇，等待儿子的出生。有时在订婚之后，男方因故死亡，女子仍然要嫁过去。这类无人性的婚姻在清代大量存在。而且，传统婚礼繁文缛节、铺张奢靡。婚俗中还有不少繁多而迷信的做法。婚礼之后还有“三日无大斜的闹房习俗。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维新人物康有为即写成《实理公法全书》，对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男女之约，不由自主”，全凭“父母定之”，或者“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一夫可娶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则“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不久，康有为又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认为青年男女满20岁以上，其婚姻便应“皆由本人做主自择，情志相合，乃生和约，名曰交好之约”。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民楷模”的蔡元培，1900年妻子病逝，众多媒人前来说媒，他提出五项准则：1、女子须足；2、女子须识字；3、男方不娶妾；4、男死后女可再嫁；5、男女双方意见不和可离婚。媒人均目瞪口呆、惊怵不言。婚礼时，蔡元培以举行演说会来代替“闹房”旧俗。他的准则和做法使得许多知识青年有了追求自主婚姻的意识，开始冲破父母包办的旧传统，以新的方式追求自由自主的婚姻。

1902年6月26日天津的《大公报》、27日上海的《中外日报》登载了同一则征婚广告：“一要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娶聘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俗”。这则通婚广告的出现，不仅代表了中国求婚形式的大胆变革，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新文化人择偶时尚标准。

1905年7月17日《大公报》报道一婚礼：“凡往贺之客，不必跪拜，只当面一揖，所有无味婚礼，一概不龋”人们把这种冲破旧传统的新婚俗称作“文明结婚”，它采取的是方式的结婚仪式，摒弃繁琐的传统的结婚礼仪。随之，西方婚俗中的木婚、锡婚、金婚、钻石婚等纪念也为中国人所闻。

晚清时代接受婚俗新风尚的人并不是很多。他们主要集中在通都大邑，那里不仅西方文化的影响明显，而且生活物质形态变化较大，这些都为新婚俗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以后，随着西方文化影响向内地城乡的不断推进，“文明结婚”之风吹到各省会城市以及大小县城。在地方志里经常出现“间有主持新说自由结婚者”、“近日一间有用文明结婚之式”、“间有行新式结婚者”这类记载。

婚姻变迁是人生之大事，在每个人心目中是意义重大而又庄重的节日，婚礼服是人一生中最华美的盛装，那时的青年男女也更加青睐文明婚礼的外在形式，新郎的西服礼貌和新娘的礼服长裙都具有一种时装的意味，这些行头在旧式婚礼上是根本“享用”到的。

编辑：LTX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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