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最原始的出处，笔者未能详考，但黎东方先生所著《细说三国》一书中，即有此一说，特摘录于下：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黎东方先生不但认为司马徽应当称作“冰镜”，并且还作了一番注解。但笔者以为，黎先生的看法似乎大有值得商榷之处。

“水镜”之说，流传甚广，并不单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这样写，在其它相关的史料中也都记作“水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当是东晋人习凿齿作着的《襄阳耆旧记》（亦简称《襄阳记》）。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便多处引用了《襄阳记》，也就是东晋人习凿齿的这本《襄阳耆旧记》，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关“水镜”的记载亦源于此——《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

裴注《三国志》和《襄阳耆旧记》虽历经千载，但均有幸流传至今，将二者相互对照，“水镜”“冰镜”之疑，或许能初见端倪。笔者查阅手头上多个版本的《三国志》，几乎均记作“水镜”，与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是一致的，唯独卢弼先生所著《三国志集解》中记作“冰镜”，但卢先生毕竟治学严谨，他在“冰镜”之下又注有两排小字——“宋元本皆作水镜，通鉴同”。

我们知道，《三国志》流传至今，出现了多个版本，不论哪个版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脱漏或者误文，那么，会不会是卢弼先生手里的《三国志》出了问题呢？

吴金华先生堪称近代研究《三国志》最有成果的学者，他在《三国志丛考》一书中提到：“卢氏所据的金陵翻刻汲古阁本，本身有一些误文。”卢先生所据的底本记作“冰镜”，而宋元本和《资治通鉴》皆作水镜，因此，笔者以为，“冰镜”极有可能就是其中的误文。

黎东方先生出生于江苏东台县，其父仕于江南，依笔者推测，或许他所看到的《三国志》，与卢弼先生的相近，甚至可能是同一个版本，总之，都是将“水镜”讹作“冰镜”。而黎先生或许便是拿了他所见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来对照，于是认为《三国志》中误记的“冰镜”才是正解。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黎先生为“冰镜”所作的一番注解，估计多半也是先生的臆断了

，至少，笔者迄今未能找到其出处。而与之相反，“水镜”的说法却是有依据的。经笔者检索，在《三国志》及裴注中，至少有三处提到“水镜”，试列举如下： 第一处是在《三国志·方技传·管辂传》中，管辂为诸葛原饯行一事中，注引《辂别传》曰：诸葛原字景春，……与辂别，戒以二事，言；“卿性乐酒，量虽温克，然不可保，宁当节之。卿有水镜之才，所见者妙，仰观虽神，祸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游于云汉之闻，不忧不富贵也。”辂言：“酒不可极，才不可尽，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第二处便是《三国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

第三处是《三国志·李严传》文未，注引习凿齿对诸葛亮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襄阳记》出自习凿齿的笔下，而“水镜无私”的说法亦出自其口。因此，笔者认为，“水镜”的意思，仍是对品性纯明者的称赞，《三国志·庞统传》提到司马徽时，用了“清雅有知人鉴”六个字，笔者以为，“水镜”应当就是指其“清雅”（所谓“清雅”，意指为人清廉高尚，有气度），而并非什么“冷眼观人”的意思，这一点，我们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亦能管窥一二。

以管辂为例，诸葛原说他有“水镜”之才，《辂别传》也记载说：（管辂）体性宽大，多所含受；憎己不雠，爱己不褒，每欲以德报怨。……其事父母孝，笃兄弟，顺爱士友，皆仁和发中，终无所阙。臧否之士，晚亦服焉。

而《世说新语·言语》中也记载了司马徽的事迹，例如：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

以“水镜”来赞誉人的品格，不仅三国时有，晋代也是如此，例如《晋书·乐广传》记载：（乐广）侨居山阳，寒素为业，人无知者。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尚书令卫瓘，……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

在卫瓘对乐广的称赞之辞中，“水镜”显然是对其人品的赞扬，如果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大约就是：这个人清雅、纯明的品性，让人见了不禁眼前一亮，犹如拨开重重云雾，见到晴朗的天空一般。

卫瓘的这个评价，南朝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也有记载，只不过在《世说新语·赏

誉》的记载中，卫瓘“此人之水镜”的评价却变成了“此人，人之水镜也”，两句话虽然字面上相差无几，但意思却全然不同，或许这就是后人颠覆“水镜”一词原始含义的开始。后人又将“水镜”与司马徽“有知人鉴”联系起来，将“水镜”解释成“知人、鉴人”，甚至出现了“人之水镜”这样的成语，可谓是阴差阳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下就不敷言了。 黎东方先生受业于梁任公，堪称史学大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水镜先生”这个问题上出现的疏忽不足为奇，但这似乎也正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可见治学，尤其是治史，不但需要大胆假设，更需要小心求证才是。谨以此文与诸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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