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描述的汉末三国和小说形成的元明之际，其多元的社会形态与纵横思想盛行的战国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自然染上浓重的纵横色彩，这也必然在作品中留下显著的印记，而研究界对此似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自为进取、争利求名、顺时乘势、藉权贵因、朝秦暮楚、崇计尚诈等纵横家的基本特征出发，从新的视角探讨小说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及其文化意蕴。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天下一统，儒学为尊;末世大乱，纵横为贵。纵横，人称乱世之学。战国之时，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甚至于“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云:“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嘉靖元年刊本。以下引文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仅注页码)。所说“史传”，即为小说的原型母本《三国志》，它所记载的汉末三国情况与战国颇为相似，“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家挟殊议，人怀异计，故纵横者数披其胸，狙诈者暂吐其舌”(《三国志·却正传》)。而小说形成之际的元末，恰逢大乱，“逐鹿之夫，所在都有”(《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汉》)。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受到纵横思想的很大影响，在出现种种有违常规的生存景观作品中，凸显实用理性精神等纵横之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纵横家大抵不愿为传统的思想观念所约束。他们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审视世界，高度自尊，充满自信;也以主体的姿态积极投身现实，自为进取，锐意功利。“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小说中所写的崔州平一类纯儒，身逢汉末乱世，往往“无意于功名”，退藏于野，与权势者保持相当距离(P361)。而纵横家则认为儒家的此类作风乃“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早先的苏秦总是宣称自己是“进取之臣”，一心辅佐有为之主建功立业。也就是说不管天下有道无道、危邦乱邦，只要有用武之地，便在所不辞。(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则描写道:“群盗四方如蚁聚，英雄万里皆鹰扬”(P363),“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P393)。社会的大，恰好为纵横风尚大行于世提供了现实条件:安危之思不能去心，身家之念弥切，自有靠近乱世情怀:纵横风尚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实力集团以求自保之必要;同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重利、重谋、惟才是用的社会风气，使才能之士获得了自由发挥才华，实现自己存在价值的足够空间。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得功者赏，何计

贵贱”(P48)?量时撰宜，用取世资。 “九州鼎沸言诛卓，卓死何曾肯罢兵”(P92)。党锢之祸，造成汉末士人对汉王朝的疏离;急切的祸福关怀与人际利害的欲求，使其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责任义务感逐渐消失殆尽，纵横摔阂的各路诸侯皆有自为之心。吕布先依丁原，转投蓝卓，暗结王允，被凉州军阀逐出关中，望门投拜，历袁术、袁绍、张杨、张邀之门庭，出其不意，据曹操之充州;鸿占鹊巢，夺徐州于刘备……直到身死白门楼，始终不脱选主、背主和阴谋、野心，而目的是“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之手下乎”(P80)!刘备历事刘焉、卢植、朱隽、刘虞、公孙琐，寄人篱下，郁郁不得志。自得徐州于陶谦，便与群雄逐鹿中原，争盟淮隅，蔡用称其“心术不正，背义忘恩，先从吕布，后事曹公，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也”(P311)。陶谦有心让徐州，便屯军小沛以待之;袁绍志得意满，则唆使其与曹操恶斗以便从中渔利;尽管曹操老谋深算，刘备依然暗地里与董承等结成死党，。伺机图之;居荆州，见脾肉复生，不禁潜然泪下，趁酒兴曰:“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英雄失言，刘表“忽然变色”(P336)。锐意进取的纵横之士，决不肯向现实低头。当曹操、孙权已分占天时、地利之后，“终不为人之下”(P209)的刘备终于伺机取代二刘，跨有荆、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始至终以利害关系作为思维基点的纵横家，一向把自我谋利作为现实处事的行动准则，“利则行之，害则舍之”《战国策·秦策三》。“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官宦仕途者，天下之市朝也。对于三国人士来说，重要的是在群雄的势力集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陶谦的部下陈登乃徐州大族，陶谦让徐州，陈登力劝刘备受之。刘备假惺惺表示，不如让给四世三公的袁术，遭到陈登拒绝。陈登内心认为，与袁术、陶谦相比，刘备具有“治乱之主”的才能，可托付个人和家族之前途。陶谦死后，陈登成为刘备的主要助手。刘备被吕布袭夺徐州，陈登与其父陈硅名义上转归吕布，但一直暗助刘备。吕布派陈登去许都，陈登便与曹操私下相结，密陈消灭吕布之策，因此换得父子两人的封爵。曹操征吕布，陈登为内应，计谋百出以误吕布。刘备奉命拦截袁术到徐州，陈登设计欺骗车宵，献了徐州。曹操东征，刘备大败遁逃，陈登再献徐州于曹操，父子俩力辩与车宵之死无关;见刘备终究不是曹操对手，从此弃刘归曹享其富贵荣华。徐州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陈家的地位却永远不倒，足见陈登父子为了巩固陈家在徐州的家族利益纵横摔阂于群雄之间的良苦用心。治平重德行

，有事赏功能，乱世作为利益资源的重新配置时期，人们往往将价值追求定位在赤裸裸的物质需要等直接功利性的目标上:“利足以结人心”(P789);“若使许枚财用足，山河争得属曹家”(P296);诸葛亮劝刘备称帝时明确指出:“四海有才德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舍死亡生以事主者，若非为名，即为利也。”“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数百余员，皆欲主上为君，共图爵禄，光显祖宗。”语意很明白:你如避嫌不肯称帝，大家便生怨心，不久尽散矣(P699, 775)0官场如市场，所求物存，故往;所期物无，故去。富贵则就，贫残则去。号称“人和”的蜀汉集团也必须靠功名利禄来维系人心，诸葛亮所言，真所谓洞若观火。 纵横家首贵“择主”，所谓“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璋》)。人才择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政治投资行为。周瑜在江东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几乎与蜀汉诸葛亮相仿佛，其临终遗书，实堪与《出师表》相媲美。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谋远虑的周瑜，事先对自己的政治投资有过一番吕不韦扶立秦王式的长远谋划。他劝鲁肃留吴时说:“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吾主人孙将军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天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成帝基，以协天时，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鹜之秋。”(P290)这段话(三国志》史实有证，与秦汉以来“东南有天子气”的传说有关。其语意，则出自《史记》李斯辞师人秦时所谓“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的一段话。纵横家标榜“实得所利，名得所愿”，“功成、名立、利附”，而周瑜舞剑作歌云:“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业成……。”(P446)周瑜与孙权，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与自己参与创立的政权融为一体，荣辱与共，祸福相通，已达才能之士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了。

《鬼谷子·摔阖》云:“阳还终阴，阴极反阳”，“观阴阳之开阂以命物”，“见变化之联焉，而守司其门户”。祟变尚权的纵横家，主张审时度势，先见事机，顺时乘势，藉权借力，随机应变，“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战国纵横家书·谓燕璋》)。

顺时乘势，必然要求寻求机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重要思维物征。纵横家称之为“因”，《战国策·赵策三》曰:“事有简而功成者，因也。”纵观东吴的建国过程以及鲁肃、甘宁为江东设计的政治蓝图，其思维方法即是一个“因”字。群雄逐鹿，黄河流域及中原地区成为各方争夺的热点战场，强手如林，东吴避

热就凉，转战江东，兼并刘琢、王朗、华欲之地盘。既“因”北方之“多务”，又“因”荆州刘表虑不及远，儿子又劣;黄祖年老昏迈，战具不修，所以可“剿除黄祖，进代刘表，西据楚关，渐规巴蜀”，“建号帝王，以图天下”(P290,376)。贵“因”，则必然要求机遇到来时毫不犹豫，捷足先登。当汉帝颠沛流离，回到颓壁残垣的洛阳仿徨无依之际，荀或向曹操建议:“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虑，亦无及也。”(P132)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逐鹿中原，统一北方，就是靠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袁绍对此则犹豫不决，后虽醒悟，可惜为时已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纵横家总是将“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作为处事的座右铭。恃才傲物的张松深为刘备的殷勤之意所感动，遂献取西川之策。刘备内心非不欲之，但碍于同宗相攻，恐天下人唾骂，顾虑重重，犹豫再三。纵横家认为，“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弗失也”(《战国纵横家书·秦客卿造谓稚疾章》)。张松劝曰:“明公知天时人事乎?若以人事而背天时，恐日月逝矣!”“今若乘时不取，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P574)庞统亦认为“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宜从权变用之”(P579).刘备兵人四川，法正再次晓以利害:进则有功，退则无益。若执狐疑之心，被他人所算，那时何处归着?不如乘此天与人归之际，以立基业。诚有为之时，不可失也(P582)。时至弗失，英雄所见略同。 如何做到时至而弗失，《鬼谷子·本经阴乱世情怀:纵横风尚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符七篇》有一番非常形象的比喻:“散势法鹜鸟”，“用之，必循间而动”，“待间而动”，“无间则不散势”。似鹰华盘旋长空，静静地观察等待猎物露出破绽的最佳时机，一击成功，董卓焚烧洛阳，劫略天子、百姓西迁长安，饿俘遍地，民怨鼎沸，海内展动，曹操建议十八路诸侯:“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P54)吕布斩曹操信使，围刘备于沛城，荀枚曰:“乘其初叛，众心未服，可往破也。”(P184)刘备杀车宵，据徐州，联络袁绍欲与曹操对抗，郭嘉进日:“刘备目今新整军兵，众心未服，垂相引精兵一战而可定也。”(P234)袁谭、袁尚为继承权大打出手，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甲宵生帆虱，早蝗遇饥谨，辛毗劝曹操进兵:“天以袁尚付明公”，“天灭袁氏之时也”(P317)。皆是趁其内部混乱之际，一战而收全功。这就是贵因思维。

贵因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藉权借力，“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战国策·齐策五》)。故刘备杀车宵而据徐州之后，马上连结

袁绍，竭力鼓动其发兵攻许昌，而自己却将曹操派来讨伐的将军刘岱、王忠活摘后待如上宾，再三分辩自己对曹操感恩戴德，绝不会造反，甚至将被俘的全部军马归还，礼送出境，目的就是“只等河北消耗”(P218)，让袁、曹两方先斗得两败俱伤，自己后发制人，从中取利。袁绍部下的田丰、沮授之所以坚决反对出兵攻曹，原因就是“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战国策·齐策五》)，有利的战机尚未出现。当田丰获知曹操亲率大军东征刘备、许昌空虚的消息，便一反常态，立即要求袁绍迅速进兵，强调“天与勿取，反招其咎”。而袁绍却因幼子病重，放弃了克敌制胜的难得机遇(P235):若曹操主力陷人东方徐州战场时，袁绍以实击虚，长驱而人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便会进退失据，陷人灭顶之灾。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鬼谷子·谋篇))。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中心;以协同为手段，以争利为目的，藉权借力，利用后发优势，是魏、蜀、吴纵横摔阂，勾心斗角的基本方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之后，司马璐建议曹操结连孙权，请其兴兵取荆州，与关羽相恃，迫使刘备发两川之兵增援;然后进兵汉中，使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P703)。东吴步鹭则向曹魏提出反建议，令曹仁早路起兵取荆州，关羽便会率荆州之兵取樊城，“若云长一动，主公可遣一将暗取荆州，一举可得”(P705)。关羽水淹七军，曹仁困守樊城，司马璐再次提出:“关将得志，孙权必不喜”。遣使东吴，令其起兵以摄关羽之后，许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P721)。、这正中东吴下怀，因而白衣摇格，吕蒙偷袭荆州顺利得手。蜀汉失荆州之后，诸葛亮清醒地看到“吴欲令我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吴，各怀诡计，乘空而图之”的现卖，主张按兵不动，且与关羽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P748)。但刘备拒谏，决意东征伐吴。刘哗认为蜀、吴交兵，乃天亡之时，劝曹王调兵遣将渡江夹击东吴，“蜀攻其外，吾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岂能久存”，可惜曹工沽名钓誉，坐失战机。所以小说论曰:“曹fi当日听刘哗，安得江南地属吴?”(P789)

天下大乱，时变事异。在文明权威缺失的社会势态下，弱肉强食成为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这是一个在根本上只能以强力和诈谋取胜的时代。实用理性精神虽非纵横家所独有，但在纵横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乱世尚纵横，实用理性精神取代传统道德规范，朝秦蓦楚、纵横摔阂、祟计尚诈，往往成为乱世的主流行为模式。

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极其稳定的人身依附性，“忠臣不事二主”，

历来是被人称颂的传统美德。但在激烈动荡的末世岁月中，内无坚计、身无定君的纵横观念却取而代之。李恢先是冒死苦谏刘璋:若容刘备人川，其危甚矣;刘璋不纳，便通过赵云介绍主动降于刘备。刘备甚为不解，李恢对曰:吾闻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前谏刘益州者，以尽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败矣。今主公仁德布于蜀中，是知其必成也，故来归之。“背暗投明，古人所贵，愿垂察焉”(P627)。李恢之所谓“古人”，即《鬼谷子·件合》所谓的“圣人”:“圣人无常与，无不与”。对于纵横家来说，其所依附、合作的主公是不固定的，“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甘宁先在蜀为官，转投刘表，见非成事之主，弃之而羁留于黄祖处。黄祖不能重用，便通过吕蒙投附孙权，终成正果。贾诩先从李榷，后转段垠，再投张绣，最终归曹操。受袁谭之命去与曹操结援的辛毗，转投曹操进献灭袁之策。曹操阵营中猛将如云，谋士如林，皆因招降纳叛所致。蜀汉政权的文武大臣，大都是刘表、刘璋的旧部。择主而事，弃暗投明，人才的广泛而快速的流动性是乱世的一大特征，朝秦暮楚、身无定君者，在在皆是，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此持肯定态度。其论田丰事曰:“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可也。”(P304)言下之意，深以田丰未能弃暗投明为憾。 “计者，事之本也”(《战国策·秦策二》)。所谓谋略就是通过智慧争斗来谋求人我之间利益的重新分割和利害转化，因此纵横家认为智力是政治、军事等现实斗争的关键因素，强调重计施谋。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反间计、苦肉计、美人计、连环计、空城计……将计就计，计上加计，计中有计，层出不穷，真可谓人人用计，处处是诈。小说大加赞颂的正面人物王允，其图谋蓝卓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发人深思:王允以“甚厚于天子”的致敬之情向董卓大献殷勤，甚至不惜以劝其篡夺皇位来进一步讨取欢心;借貂蝉许吕布、送董卓，满嘴谎言，两面讨好。《鬼谷子·谋篇》云:“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王允之举，正是纵横家阴谋手段的形象演绎，小说对此却津津乐道:“士虽以正立，以谋济”，“王允之推蓝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且，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P90)。只要目的正当，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乱世中人们的行动，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怪不得庞统劝刘备取西川时云:“离乱之时，用兵争强

，固非一道也。若拘执于礼，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用之。”(P579)乱世纵横，道德大废，谁不任用权谋，谁就有被单方面算计并吞之危险。崇智用诈，不仅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同时成为英雄好汉们的行为规范。 “袅雄”即是英雄，智者不免“奸猾”。关羽连斩颜良、文丑，袁绍大怒，欲诛刘备，刘备从容而言:曹操素惧刘备，故特使关羽杀二将，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绝其后患。袁绍信以为真，释而礼之。小说注曰:“此是玄德极袅雄处”。(P253)人称“世之袅雄”的刘备，抛阿斗于赵云之前，人们赞曰惜将;托遗孤于孔明，却说“君可自为”，人们誉为推诚。种菜、失着，以韬晦计欺奸雄阿瞒，随机应变信如神，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曹操则“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乱世情怀:纵横风尚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策”(P9, 8),“宁使我负天下人，休便天下人负我”(P39)，而桥玄一见却视为能安乱世的“命世之才”。真是“当世英雄谁敌手，曹、刘”。

曹操“奸猾”，家喻户晓;“诸葛亮乃奸猾之徒”(P515)，不能不令人为之惊讶。长坂惨败，刘备君臣困居江夏，惶惶不可终日。孔明日:“操今势大，急难动摇。不如去投江东孙权，以为应援，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事，有何不可?”“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吾则无事矣。若南军胜，照旧杀操以取荆州之地;北军胜，乘势而取江南。”(P418)任权诈而不顾道义，实似商贾借用他人本钱一博输燕，成则吞利，败则谋财……岂非“奸猾”?刘封扯书斩使，拒绝孟达劝降，败归成都。如何处治，玄德一时犹豫不决。孔明忽然不请自到，附耳低言曰:“此子极其刚强，今日不除，后必生祸于子孙。”因推出斩之。及众将报告刘封拒降一事，玄德急叫留人而不及，伤心坳哭。孔明曰:“若欲嗣主久远之计，杀之何足惜也。作事业者，岂可生儿女之情耶!”玄德曰:“纵使他日杀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废忠义之人也。”文武闻之，无不下泪(P765)。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以利害为取舍，冷静理智乃至于冷酷无情的处事风格。诸葛亮年纪少于刘备二十岁，易世之后有诸葛亮辅佐刘禅，刘封能夺蜀汉天下乎?不过以皇兄之身份，性格极其刚强的刘封容忍不了“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皇权架空局面，不免要说三道四;而垂相，颇难制御。诸葛亮尝自言:“吾用兵半生，多用诡计。”(P839)“兵者”之所以为“诡道”，乃是因为用兵本身就意味着敌我之间协同性文明规约的取消而任作谋诈。但匪夷所思的是:诸葛亮将诡计施之于庵下长期跟随自己征战的大将。诸葛亮

踏勘地形，命马岱去葫芦谷秘密施工，不许走漏消息。却命魏延佯败，将司马璐父子诱人谷中，进口烧绝，出口垒断，地雷、火箭齐发，草房、干柴尽燃，意欲将魏延与司马氏一起烧死，不料天降大雨，魏延才得保住性命。魏延事后颇怨马岱，诸葛亮假装大怒，深责马岱:“文长乃吾之大将”，“倘有疏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推出斩首。众将哀告，免死杖责，贬为散军，继尔又使人密喻马岱，“只推是杨仪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仇”(P1002)。蓄意谋杀，又嫁祸于人，岂非“奸滑”?(鬼谷子·谋篇)云:“圣人之道阴”，“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圣人之制道，在阴与匿。”纵横家之谋略尚阴，称之为“阴谋”，实乃名符其实。(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英雄俊杰热衷于阴谋之道，并精于此道，曹操固然如此，诸葛亮何尝不如此?而阴谋诈伪随之作为才能的象征得到肯定，乃至于成为乱世的行为规范，却正又构成这部小说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的重要特点。作者：张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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