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相比，《 三国 演义》对读者有独特的吸引力。除了一般的文学审美魅力之外，它对于读者益智求知欲望的满足，也是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明清两代笔记杂着中，关于学兵法、权谋于《三国》的记载颇多，如《小说小话》云：“海兰察目不知书，而所向无敌，动合兵法，而自言得力于译本《三国演义》。……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中唯一之秘本。则此书……有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即以民间，亦有“老不读《三国》”之说，对书中多谋善诈悚然有戒心焉。《三国演义》的智慧主要表现于兵法，但以“实验战术学”称之则不妥。实际上，《三国演义》中关于具体行军布阵、逗引埋伏的描写，很多并不可靠，如两军交锋只须主将决战之类，便属小说家言。书中真正有价值的是蕴含在战争描写中的哲理性内容。即矛盾抗争中双方消长之道。而这对于军界与非军界的读者都有启发意义。在这些哲理性内容中，有关 军事心理学的描写更是引人注目。 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止于描写战场情形，而着眼于兵法，着眼于军事心理学，当自《左传》始。晋楚城濮之战前的谋略战就含有深刻的军事心理学内容。余如长勺之战、鞍之战等很多战役皆然。这一传统也表现于《 史记》的战争描写中，如暗渡陈仓、垓下之围等。这些对罗贯中无疑是有影响的。而罗贯中本人又是“有志图王者”，不得其时而“传神稗史”。①故作品中人物的斗智竞谋，往往似有罗贯中本人的影子投射其中，故而写得分外生动、机智。 我国古代并无军事心理学的名目，但很多兵法书中都论及有关的内容，如唐李靖云：“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②，宋张预云：“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 ③。等等。这些关于“心战”的论述都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围。罗贯中继承了前人的学说，运以一己之妙心，然后附会于三国之人物，写出了一系列深合军事心理学的 故事情节。其中，有的是史传本有其事，罗氏加工使之丰富；有的史传无考，纯然是罗氏慧心妙笔的创造。本文拟就有关军事心理学的描写中，属于作战心理、备战心理、管理心理等诸方面的典型情节，分析罗贯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由于《三国演义》中这方面内容甚多。故本文只能概举其要。 富有戏剧性的“博弈－反推”描写 反推，是作战决策中的重要心理活动。孙子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又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此所谓“知”与“算”中，就包含着反推在内，而反推实属于“知”与“算”的高级阶段：了解、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是“知”与“算”的第一步；把敌我双方放到想象的战场之上，非是一般的料敌，而是料敌之料我，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是“知”与“算”的第二步，军事心理学称之为反推，而推广至经济、政治诸领域又概名之为“博弈论”。 反推是把对抗双方料敌之心理过程在想象中进行的实践演习，是决策人物在较高层面的智谋较量。我国古代兵法家阐述谋攻、计争时亦有正面的论述，如明人何良臣《阵纪·因势篇》中讲：“是以用兵之术，惟因字最妙。或因敌之险以为己固，或因敌之谋以为己计，或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或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他所说的“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与“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都属于反推。“其因”是敌人对我方的判断，因之、乘之，是我方反推后的决策。《三国演义》并没有类似的概念性表述。但大大小小的战役描写中，充满了反推过程的形象描述。而就其典型、准确、复杂而言，超过了古代其他的兵法著作。《三国演义》中最典型的反推描写是华容道。赤壁鏖兵的决战前夕，诸葛亮分派诸将截杀曹兵，最后授计关羽：“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 曹操来”。关羽疑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回答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结果正如诸葛所预言：曹操败退至路口，见大路平静、小路烟起，便下令走小路。诸将问：“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曹操分析说： 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结果，华容道撞入了诸葛亮的圈套，从而演出了关云长义释曹操这极富人情味的一幕戏。 考之史实。赤壁大战后，曹操败走华容道，只是“遇泥泞，道不通”、“死者甚众”云云，并无关羽埋伏及大小路的情节。至《 三国志平话》始有关羽出现，但仍无大小路的斗智。围绕华容道斗智的反推描写纯然是罗贯中的虚构，是为了表现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军事心理学方面的见识而精心创造的。 这是典型的反推战例。大路平静，小路烟起，一方要选择逃路，一方要选择性地设伏点，若两方都未曾料敌设谋，则自然是大路安全小路危险。此时没有反推过程，心理学称为O级反推。曹操根据兵法常规对敌人意图做了分析，得出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结论。他把敌手设想为和自己具有同等兵法修养的人，这是反推，但比较简单，只是“我料敌”，称为1级反推。而诸葛亮则是“我料敌必如此料我”，从而“虚则虚之，实则实之”，他的反推多了一层，称为2级反推。在敌我双方的反推较量中，高级胜低级，诸葛亮心多一窍，故胜券在握。 罗贯中设计的另一次反推较量是空城计，也是诸葛亮的2级反推战胜了对手的1级反推。但情节曲折变幻，反推较量的多次反复则又超过华容道。这一较量是在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进行的。诸葛亮一出祁山，连战连捷，魏主不得已起用司马懿。消息传来，“孔明大惊”，对马谡讲：“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罗贯中用略带夸张的笔法渲染了司马懿的登场，从而揭开了二人间波澜迭起、实力相当的长期反推较量的帷幕。而空城计是第一个高潮。罗贯中为了写好这个高潮，设置了两个铺垫性情节：擒孟达与失街亭。这两个铺垫也是两次小小的反推较量，诸葛亮所料与司马懿所料完全相同，都是1级反推。故司马懿很感慨地讲：“世间能者所见皆同。”作品中这一笔颇有深意，由于司马懿把诸葛亮当作了与自己智计相当的对手，故在空城计的面对面反推较量中，过于相信自己对对手的判断，以致坐失战机。司马懿兵临西城，面对意外的空城，他的心理活动是：诸葛亮平生不肯弄险，所以空城定非险招，必有伏兵在内。仍是1级反推。诸葛亮则进行了2级反推：司马懿对我的判断是谨慎，我则反其道而冒险，于是2级反推战胜了1级反推。 从作品中大量战争描写看，罗贯中特别有兴趣的是智计的较量，尤其是反推的较量。如果说是赤壁大战等情节中，反推的描写往往消融于戏剧性的文学描写之中，那纯粹的反推描写则集中在六出祁山的诸葛亮与司马懿之争。如三出祁山一役，魏蜀三度交锋，每次都是司马懿料敌设谋，而诸葛亮的二次反推破之。故作品中写诸葛亮多次讲：“司马懿之计安能瞒得过吾?”“司马懿料吾……却中吾之计也。”司马懿也讲：“孔明智在吾先。”罗贯中还特意写了一个小插曲，借魏将郭淮、孙礼之口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智计之高低，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智的较量上，而作者甚至直接以赞语方式表示有关的见解：“强中自有强中手，用诈还逢识诈人。”“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棋逢对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骄。”等等。 在反推较量中，致胜者往往不止于静态的分析，而是主动地制造一些假象，造成对手的错觉以致错误判断，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反推控制。《三国演义》中这方面的描写也颇见精彩。华容道上的烟火、空城计中的临敌抚琴都是妙笔。余如诸葛亮与司马懿对阵于渭南，诸葛伪作粮尽退兵诱魏兵入彀，四出祁山的减兵添灶之计等也皆中兵法之窍要。 精密入微的伐交心战 《 孙子兵法·谋攻篇》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伐交有多重含义，历代注者各有发明。宋王皙的见解最具精义。曰：“间其交，使之解散。”张预则以“夺人之心”解之④。纵览全书，《孙子》中“伐交”的一个重要含义是离间，故书中专设“用间篇”，并对离间的心理战性质有所揭示。如：“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孙子》中依用间的方式分出五种类型，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唐人李靖则依用间的对象而分出“间其亲”等八类。罗贯中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以综合变化，从而写出了一系列伐交心战的情节。大略言之，亦可分为有为而间、无为而间、因间而间等三类。 有为而间，指采取主动措施进行挑拨，使敌方分裂。《三国演义》中最巧妙的有为而间是曹操抹书间韩遂。韩遂、马超联兵反曹，大小数战之后，战局开始不利于韩、马，曹操将要发动致命一击。为确保彻底胜利，曹操在决战前夕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计：先是在阵前与韩遂单独会见，“只把旧事细说，并不提起军情”，从而使马超“心甚疑，不言而退。”然后又亲作一书与韩遂，中多涂抹、含混处，马超见到越发疑心。最后又使曹洪当面指实，使韩遂无以置辩，终于与马超反目。而曹操乘其内哄一击成攻。这件事见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不是罗氏心营意造。但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使本来简短一事成为复杂生动的心战战例，创造之功亦不可轻忽。为了使这一心战更典型、更完整，罗贯中虚构了三个情节：一是反间之初，曹操调遣兵马，迫使韩、马分兵拒敌，造成设疑、离间的机会；二是韩遂被疑而欲释疑，邀马超同出会曹，曹操却令曹洪出面指实了马超之疑；三是反间有效，韩、马火并，马超杀二将伤韩遂，从而被曹军乘虚而入。前两个情节不见于史传，是纯然虚构。第三个情节则与史传相悖。按《武帝纪》载，此计虽妙，不过使韩、马生疑而已，并无火并情事，而曹军获胜是“纵虎骑夹击大破之”。韩、马战败，一同逃奔凉州。而罗贯中改动史实，竭思尽虑的这一番加工，不仅使故事更生动、丰富，而且使这一计谋更加微妙精致，更富成效。使读者至此深叹阿瞒心机之深，计谋之诡，使得马超无论如何也不能逃出这张精心编织的罗网。经过罗贯中的一番努力，史传中七、八十字的小文章竟铺衍成了二千余字的半回书，可见他对这一计谋所灌注的兴趣与重视了。 在这半回书中，曹操始终是在主动行动着，而其要旨就是制造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借以引起对手的猜疑。看来曹操，或者说罗贯中，是深通心理变化之道了。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们的怀疑与恐惧往往产生于对反常现象的无知。无为而间是察知对方有分裂的趋势，而我方减轻压力，静以待变。《三国演义》中无为而间最漂亮的战例是曹操破二袁(袁谭、袁尚)。这一情节也是本于史传而又精心加工而成的。《三国志·魏志·郭嘉传》载： (嘉)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武帝纪》则有袁尚逃辽东，诸将欲击之，曹操却静以观变，遂使公孙康主动斩袁尚等来降的纪载。罗贯中采纳了这两段纪载，同时又有多处改写加工，比较重要的有三处：一是设谋之初不是“连战数克”，而是“连日攻打不下”，这一改动则使设此伐交之谋更显必要，且体现了伐交高于攻战的军事思想。二是曹操静待辽东之变并非全出己意，而是郭嘉临终留下的密封妙计。这一虚构富有戏剧性，增加了计谋的神秘感，并唤起读者的充分关注。三是写袁尚入辽东前后，公孙康与袁尚各自心怀鬼胎，彼此算计的情形。这一段写得很细，系史传所无，而通过细微的描写，表现出使用“无为之间”须对敌人心理有十分准确之把握。 无为而间，看似无为实则有为。正如 孟子所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告子下》）当敌手面对着趋避选择的动机冲突时，我方以无为的姿态减掉敌手对所避的心理压力，一心于所趋，便为我方造成可乘之机。当然，正如罗贯中所描写的，这是建立在对敌手心理的准确把握上。 因间而间的典型描写则属人们熟知的蒋干盗书。蒋干本是曹操说降周瑜的“间谍”，周瑜佯做不防，使其窃伪书回报，骗得曹操杀了蔡瑁、张允。这段故事也是罗贯中生花妙笔的创造物。《三国志》裴注中只有蒋干游说周瑜，不遂而归，没有盗书等情节。罗贯中在编造这一戏剧性情节时，准确地抓住了这类反间计的关键：佯做不知对方身份，利用敌人潜在嫌隙。作品中描写周瑜伪作疏狂之态，假装酣醉，又佯作警觉，皆化费了很多笔墨，用生动丰满的形象把这一伐交战例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清之际，皇太极曾仿此而设计杀了劲敌袁崇焕，足见罗贯中之智计绝非纸上谈兵。 纵观《三国演义》全书，大大小小的伐交心战计数十例，写得千姿百态，颇见罗贯中在这方面的见识与想象力。但大要而论，不出上述几种类型。而其设谋及描写，亦有共同之特征。如：离间计的描写揉于情节发展之中，并与人物形象相关联。书中使用离间计最多、最巧妙的是曹操，什么“二虎竞食”之计、“驱虎吞狼”之计，全是曹操纵横捭阖于群雄之中的克敌致胜法宝。反之，刘备与离间计则无缘，智计过人的诸葛亮也很少在这方面显手段，偶一用之，如一出祁山前离间曹睿与司马懿，也是简简单单，质朴无华。看起来，罗贯中虽然重视伐交之功效，却又似乎有憾于其中的诡诈，故把这方面的描写集中于诡诈成性的曹操身上。又一共同特征如：罗氏所写离间计多含有对敌人心理状态的分析，通过分析找到敌方潜在的裂痕再用间，从而突出了伐交的“心战”性质。 风险判断的决策心理 《三国演义》中写到不少关键性的决策。于一计兴邦、一计丧邦之际，既刻划出决策者的性格、心理素质，也表现出罗贯中的决策心理观。 决策，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决策是建立在风险判断之上的。而风险判断往往体现出决策者心理素质的特征。例如在无风险获小利与有风险获大利之间抉择，经实验统计，大多数人选择前者，表现出趋利决策的保守倾向；在不可免的小损失与可能免的大损失之间抉择，大多数人选择后者，表现出避害决策的冒险倾向。而在这两类决策中，作出与众不同扶择的，往往性格、经历也异于常人。 在袁、曹宫渡决战中，罗贯中用对比的手法写了袁绍、曹操在决策中截然不同的表现。在战前，袁绍一方面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对关系存亡的伐曹之策，却彷徨无定；而曹操则一开始就定下决战决胜的大计。两军对垒于官渡之后，七万曹军对抗七十万袁军，形势很危殆。曹操问计于荀彧，彧献计曰：“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得书大喜”，遂定下决战之计。实际上，这个计划风险度是很大的，正如荀彧所讲：“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故是奇计而非正计。结果大获全胜，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许攸献奇计于袁绍。袁绍若采纳，虽无十分把握，但成功率很高，而且一旦成功曹操将一败涂地，袁绍却充耳不闻，结果坐失战机。袁绍的决策心理是常人类型的，即趋利的保守型。这与全书中袁绍“庸碌”的性格基调是一致的。曹操的心理则属冒险型（或称进取型），也和他的一代“奸雄”形象相合。而二者决策心理放到一起，对比写来，作者是有用意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决策心理观：“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21回）。 《三国演义》所写诸葛亮的战略决策有两次，一是未出茅庐定鼎足三分之策，一是六出祁山伐魏之策。前一决策虽含军事因素，但主要是对政局大势的筹画，是诸葛亮毕生得意之作，故作者极口称赞：“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后一决策是纯军事性质的。史家颇有岐见。褒贬不一。罗贯中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这一决策，虽未正面评论，却透露出自己的倾向。 《三国志·蜀志·魏延传》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裴注引《魏略》说明此事，魏延反对稳扎稳打的祁山战略，主张两路并进、奇兵突袭。而诸葛亮的态度是：“以为悬危，不如安以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地无虞。”诸葛亮的这一决策心理是典型的趋利保守型。陈寿虽对孔明景仰钦佩，对此也是有微词的。“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⑤其中就隐含有对祁山决策的批评。但司马光、胡三省等人不以为然，认为魏延之计是“乘险侥幸”⑥。至于《三国演义》，由于明显地神化诸葛亮，贬斥魏延，故在这个问题上的描写，给读者的表面印象也是赞同祁山决策的。但细读来，作者却是别有看法的。 九十二回关于北伐战略决策的描写几乎全抄《魏略》。孔明认为魏延之计“非万全之策”，“遂不用”。这里无明显轩轾之意，但让魏延充分表述了意见：“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至孔明三出祁山而无功，第四次兴兵时，作者写了一段魏延的牢骚：“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这是罗贯中的虚构，主旨在写魏延的桀骜不驯。但于此时重提决策之争，似对祁山决策若有隐憾焉。更能表明作者观点的，是九十五回司马懿的旁观之言：“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这段话亦属作者虚构。很明显，是罗贯中借以分析诸葛亮的决策心理，并婉转地表达了对趋利决策中求万全、避风险的保守心理的批评。 要之，罗贯中注意到了决策人物心理素质对决策的影响，而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表演，也透露出他对趋利决策之进取倾向的肯定态度。 治军先治心的管理观念 部队管理的心理学是军事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很多描写，比较突出地体现出罗贯中治军先治心的管理观念。 《孙子兵法》开卷列用兵必察五事，首推统帅之道，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张预注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贾林注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同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使士卒怀我如父母，视敌如仇雠者，非道不能也。”罗贯中很重视这些治军治心的思想，在作品中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将其体现到诸葛亮等统帅人物身上，借以塑造出高低有别、性格各异的帅才。写诸葛亮治军治心，花费笔墨较多的有两个情节：挥泪斩马谡、卤城破凉兵。前者是流传最广的三国故事之一。这一情节虽有史实作依据，但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治军治心的思想，在“挥泪”上着力渲染：先是马谡“泣曰”，“言讫大哭”；继而“孔明挥泪”，“流涕而答”，“大哭不已”；最后，“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蜀营这一片哭声使上下同心，由失败的沮丧转向了哀痛。接下去，诸葛亮亲祭马谡，加意抚恤，坚持自贬，更是赢得将士之心。“诸将皆服其论”，“惜军爱民，厉兵讲武”，为再伐中原打下了基础。卤城破凉兵的记载见于裴注所引郭冲《五事》，而裴松之有详细考辨，结论是“乖刺多矣”。罗贯中明知“乖刺”而采用，并改写以避其与下文矛盾之处，可见是很欣赏这一情节的。在这段描写中，蜀兵前后士气的变化很明显。正当换班当归的蜀兵“收拾行程”时，雍凉魏兵二十万来袭(这里原作有疏漏)，“蜀兵无不惊骇”。而诸葛亮体恤人情，断然拒绝停换助战的建议：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然后，“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而在这种情势下，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众兵领命，各执兵器，欢喜出城，列阵而待。-------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奋力追杀。由惊骇转为欢喜，转为奋勇，使局势转危而安，全在于诸葛亮的一个姿态、一席话。这似乎有些夸张，但在作者笔下却显得入情入理，因为与诸葛亮一贯的惜军爱民作风相一致。而略带夸张的士气转变则有助于突出诸葛亮把握、控制军队心理的能力。　《三国演义》中，另一个治军治心的高手是曹操。在作者笔下，他治心的能力不逊于孔明，但二人治心之道却迥然相反。孔明治心的基础是以德化人，而曹操则是以诈驭人，象望梅止渴、借首安众，都是有名的诈术之例，而最典型的是征张绣途中的割首代发：曹操为了“服众”，先是假意自刎，然后以剑割发，“传示三军”，“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从效果看，曹操“治心”之术也是成功的，故作者以诗论之：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虽为诈术，亦可约束军心。作者对曹操之诈，从道德上是批判的，从效用上则有几分欣赏。这大约与唐宋以还某些兵法理论的影响有关。如宋人孟氏注《孙子》，对上述统帅之道解释为权术，认为：“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同爱憎，一利害”，“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也许在事实上，此类治心之术（包括诸葛亮所为），皆含不同程度的权术成份，所以罗贯中对阿瞒这一类行为，并不十分反感，而是作为勾画奸雄形象的有力一笔。故毛伦父子在曹操祭大宛马一节后批：“奸雄可爱!”“不是为马，正欲感人。得将士心惯用斯法”。相反的一例是，当写到同样性质的“刘备摔孩子”时，由于作者要借此写出纯然的忠厚长者，结果南辕北辙反而显得诈伪了。 《三国演义》中涉及军事心理学的描写还颇有一些，如疑兵计、激将法等，本文限于篇幅，不拟俱述。我国古代的军事心理学著述，人们多关注《孙子兵法》一类“正经”理论书籍；谈到《三国演义》，总难免带一点“通俗之作”、“野狐禅”的轻蔑。其实，后者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了前者的。这不仅指写作的形象生动，甚至也不仅指其将理论具体化的贡献。《三国演义》在表达其军事理论时，是将作战双方都摆到“沙盘”上，并且同时给双方以主体地位，从而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出胜负、消长来。这样，就使其军事思想“临敌决胜” 的实践品格更为突出，特别在表现有关军事心理学主张时，尤其是如此。 另外，《三国演义》在读者群中有其特殊的魅力，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启人心智有关。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欣赏过程中的益智因素，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似乎都重视不够。通过对《三国演义》接受过程的分析，或可引起对此的必要注意。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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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圻《稗史汇编》② 《李卫公问对》③ 《十一家注孙子》④ 同上。⑤ 《三国志%26#8226;蜀志%26#8226;诸葛亮传》⑥ 《资治通鉴》；《三国志注》

作者：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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