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鲁政权是东汉末年西北与西南隔绝的产物

黄巾大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戚何进(何太后兄，少帝舅父)以大将军秉政，采纳袁绍的建议，为了诛杀宦官，允许董卓率领的西北军进入国都洛阳。袁绍等人刚消灭宦官势力，董卓的西北军就开进了洛阳城，东汉王朝的大权落到董卓手里。董卓得政之后，为了巩固政权，拉拢人才，也曾起用当时著名的“党锢”中人物荀爽、陈纪、韩融等为公卿，以韩馥、刘岱、张邀等人担任刺史、太守。但是由于董卓轻率废杀何太后、少帝，立刘协为皇帝(献帝)，纵容部下烧杀淫掠，引起了士大夫官僚的普遍不满，因此他所任命的山东牧守，全都起来反对他，推袁绍为盟主，共同声讨董卓，拉开了关东与关西军阀混战的序幕。“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卓至，为太师，号日尚父。”董卓在长安专权跋启，擅杀大臣，以立威信，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司徒王允串通董卓部将吕布等杀了董卓，关东军阀失去了进攻的目标，作鸟兽散;关西军阀群龙无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卓死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卓部将李措等，“放兵劫略，攻到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吱食略尽。”“强者四散，蔽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西北地区战火纷飞、腥风血雨之际，西南地区却相对宁静。在东汉王朝的大厦将倾之时，一部分朝廷中的达官显贵为了自保都想到边远州郡去做宫，图谋割据地盘，独霸一方，宗室刘焉就是其中的代表。刘焉见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于是，“焉内求州牧以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于焉曰:‘京都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惑之，意在益州。会刺史河南邃俭赋敛繁扰，流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议得行。汉帝将征俭加刑，以焉为监军使，寻领益州牧。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太仓令巴郡赵题去官，从焉来西。”这样，跟随刘焉入川的亲戚故旧，形成了一个以刘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随着北方的战乱，“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东州兵则成为刘焉父子割据西南的主要军事力量。此时，益州境内并不太平，马相自号黄巾，在绵竹起兵，一二日得数千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自称天子，众以万数。了马相起义之后，刘焉集团与益州土著豪强的矛盾

又尖锐起。“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它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

秦汉王朝强盛的关键是秦蜀一体、西北与西南密不可分的一体化，但汉末不仅西北与西南裂解，而且西北与西南内部战伐相连，动荡不安。这样，地处大西北与大西南之间、“四塞险固”、“财富土沃”的汉中，就成为割据自雄的佳境。张鲁就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汉书·刘焉传》云:“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这段史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张鲁利用刘焉割据益州的企图，一步一步的实现着自己的愿望。张鲁“断绝斜谷”，就是切断了沟通西北、西南的官释大道—“褒斜道”.隔梦了西北与西南的联系。为其割抿汉中创浩条件.对东汉宋年的西部对局产牛了深刻影响。朝廷任命的官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三国志·荀攸传》云:董卓被杀后，“荀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荆州。”(三国志·卫凯传》:“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凯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缀袁军。至长安，道路不通，凯不得进，遂留镇关中。”当曹操准备出兵关陇、进攻张鲁时，卫凯曾提醒说:“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而曹操本人也对征讨时道路的艰险心有余悸。孙资对魏文帝曹王说:“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

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也。”

由此可见，在汉末社会动荡之时，朝廷无暇西顾，而西部又是多事之秋。以关中盆地为核心的西北和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西南又各自封闭割据，介于二者之间相对闭塞的汉中盆地，在张鲁断绝褒斜道之后，就自然成为割据自雄的天堂。“是时，刘璋据益州，张鲁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宋建据胡罕。

二、张鲁政权是三国初年西北与西南争夺的焦点

关陇与巴蜀是秦汉帝国以西制东、建国安邦、繁荣昌盛的基地，谁能据有秦蜀，就能一统河山。处在其间的汉中盆地，北瞰秦陇，南蔽巴蜀，直接关系到秦陇与巴蜀的安危，而占据这块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张鲁政权就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曹操心存西部久矣，早在建安三年(197年)，曹操欲东击吕布，又恐袁绍“侵扰关东

，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所以，他一方面命钟鲧镇守关中，安抚陇蜀割据势力，一方面派卫凯出使益州，拉拢刘璋、张鲁等蜀汉割据势力，使“朝廷无西顾之优。”

诸葛亮在汉水中游隐居待时之际，就极为关注西部的动向和汉中张鲁政权的地位。他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喑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夺取益州兼并张鲁政权作为未来蜀汉的战略目标。

孙权君臣也有控制张鲁政权夺取汉中的战略。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形势更趋明朗，周瑜从吴国的战略利益出发，主张“得蜀而并张鲁”。“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新折衄，方优腹心，未能与将军近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足戚曹，北方可图也。’”《献帝春秋》亦云:“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刘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优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这样，由于周瑜的早逝和刘备的拒绝，使得吴国鞭长莫及。进讨张鲁，控制汉中，就成为日后蜀魏斗争的焦点。

在三方政治家、军事家谋划统一蜀汉战略的同时，在遥远的西部大地上，西北与西南割据力量，都在争夺、拉拢张鲁政权。在西北地区，马超战败之后，尽力讨好张鲁，获取张鲁的支持。张鲁怕马超覆灭之后，唇亡齿寒，也乐于支持马超。《三国志·杨阜传》云:“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马超为了换取张鲁的支持，胁迫其大将赵昂“质其嫡子月于南郑，欲要昂以为己用。”后来赵昂与杨阜共谋讨超，“遂共闭门逐超，超奔汉中从张鲁得兵还”，赵昂与其妻异“保祁山，为超所围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杀异子月。”说明张鲁己染指关陇事务，与马超建立了密切关系。马超在结好张鲁的同时，也曾联络过西南最大的割据者刘璋。《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奢旧传》说:“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璋日:‘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郡，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刘璋不仅拒绝了马超，而且也和张鲁关系紧张，发兵讨伐张鲁，

欲夺取益州门户——汉中。《三国志·刘璋传》云:“张鲁稍骄态，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未能处理好与张鲁、马超的关系，是刘璋诸多失误中最大的失误之一，从而加速了曹操、刘备势力进入西部的历史步伐，也加速了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历史进程。

在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中，北方曹魏最担心的就是西北羌胡与西南割据者联合起来，虎视东方，威胁关东。而南方孙、刘两家则害怕“刘璋喑弱，张鲁在北”，曹操击破西北割据者，“规图益州”、“则荆州危矣”，因此主张“得蜀而并张鲁”，“好与马超结援”。曹操与孙、刘双方，都把赤壁之战后的战略意图聚焦到了张鲁政权的争夺上。结果是曹操捷足先登，《三国志·武帝记》注云:“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胃，深入险阻，芟夷鳌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这次远征西北、西南的军事行动，是曹操戒马生涯中最后一次艰苦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荡平了三千里外的张鲁政权，为曹操一生的军旅生活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难怪大诗人王粲作诗赞美，“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熏虏，再举报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妖，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人邺城，所愿获无违。”

曹操出兵关右、西征张鲁的军事行动也震撼着西南地区。“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舞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优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对益州早有垂诞之心的刘备，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出兵益州，赶走刘璋，又兵下汉川，从曹操手中夺得张鲁政权的故地——汉中，自称汉中王，达到了事业辉煌的顶点。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张鲁政权的存在及其对张鲁政权控制地域的争夺，不仅导致了西部的政局变动，曹、刘双方的交兵，而且促进了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完成了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历史进程。

三、张鲁政权是汉末三国初年西部最有魅力的政权

张鲁政权是汉末三国初年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当时西部地区最具魅力的政权，也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个割据政权。

首先，张鲁政权是西部最富庶、最安宁的地区，是军阀混战中的一块乐土。汉末三国初年的西部，群雄竟起，干戈不己，生灵徐炭，满目疮痰。董卓死后，其部将李梢、郭祀等棍战不休，昔日繁荣的长安城内，“人相食峡，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背、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秦汉时期经济最繁荣的关中平原变成了人间地狱。“关中膏胶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人荆州者十余万家。”而大西南的经济核心区成都平原，在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也出现过内乱，“赵愚称兵内向，众散见杀，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人故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而处在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的汉中盆地，在张鲁政权的统治下政通人和，“民夷便乐之，雄居巴、汉垂三十年。”张鲁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策:招徕人口，“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减轻刑罚，“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重在教育，“又使自隐其小过者，当循道百步，则罪除”;保护生态，“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主张诚信，“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者自首其过”;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形成了“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和“师君”，由低到高的宗教统治秩序。这些措施实行之后，使得张鲁统治下的汉中，变成了军阀混战中的一块乐土，“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张鲁政权成为西部地区最富庶、最具吸引力的割据政权。

其次，张鲁政权在大国和强权的夹缝中，表现出了高超的生存能力。汉末三国初年的西部，枭雄辈出，龙骧虎斗，董卓、马腾、韩遂、马超、刘焉、刘璋等一大批割据者，势力强劲，虎视天下，西部之外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也时刻关注着西部的动态和政局的变化，处在南北必争之地和大国、强权夹缝中的张鲁政权，能够在列强环顾中很风光地存在了近三十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刘备曾说“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其实，张鲁并非自守之徒，他不仅差一点自称“汉宁王”，而且他非常重视西部政局的变化，招亡纳叛，壮大自己。除了吸引各地难

民外，张鲁更重视结援西凉兵团。《三国志·马超传》注云:马超“奔汉中，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证明张鲁起初是器重马超的，“都讲祭酒”仅次于“师君”张鲁。马超“后数从张鲁求兵蒯匕取凉州，鲁遣往无利，又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是岁建安十九年也。”一些马超的部将也随马超投奔了张鲁。《三国志·庞德传》云:“太祖破超于渭南，德随超亡入汉阳，保冀城。后复随超奔汉中，从张鲁。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初，超未反时，其小妇弟种留三辅，及超败，种先入汉中。”张鲁之所以接纳西凉兵团，目的是为了建立地域政治上的唇齿关系，并非被动地固守汉中。

除了马超及其追随者外，关陇地区的一些地方势力骨干分子也投奔张鲁。其中蓝田人刘雄鸣，居覆车山下，“诸亡命皆依之，有众数千人，据武关值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又有程银，侯选、李堪.皆河东人也，兴平之乱，各有众千余家。建安十六年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阵死，银、选南人汉中。”另外，张鲁又与汉水上游东部的申耽有联盟关系，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这一切都说明在马超战败之后，张鲁政权是秦蜀之间最大的割据势力，他有高超的自我生存能力，在南北夹击之下，左右逢源，寻求广阔的生存空间，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自守之徒。

再次，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给乱世之际的人们创造了极难寻觅的精神家园。张氏家族创立的五斗米道是中国道教最早的源头与分支。《三国志·张鲁传》云:“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同时，南北方的一批道隐之士也纷纷投奔汉中。”《魏略》又载扈累及寒贫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东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辅。晓知星历、风角、乌情。常食青箱芜华。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亲识之，谓其已百余岁矣。初，累年四十余，随正方游学，人谓之得其术。有妇，无子。建安十六年，三辅乱，又随正方南入汉中。”“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架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初不治产业，不蓄妻孥，常读《老子五千文

》及诸内书，昼夜吟 。到二十五年，汉中破，随众还长安，遂痴愚不复识人。”这里的馗累、正方、寒贫等道隐之士，他们“冰洁渊清，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或者“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张鲁政权统治下的汉中，给他们提供了极难导觅的精神家园，特别是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精典，使他们找到了精神上的依皈和心灵上的宁静，因此“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泳，”欢娱之情，可以想见。

最后，张鲁拒绝称王，既是“匿景藏光，嘉遁养浩”的道家哲学的体现，更是希望国家统一的心愿反映。注引《魏略》云:“李胜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张鲁前为镇北将军，休为司马，家南郑。时汉中有甘露降，子朗见张鲁精兵数万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气久衰，黄家当兴，欲鲁举号，鲁不听。”由此看来，不想，是张鲁由衷的行动。而《三国志·张鲁传》则云:“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阎圃的谏阻，只是坚定了张鲁不称王的决心，并不是有了阎圃的谏阻，张鲁才取消了称王的念头。张鲁后来的行动也完全证明其没有称王的欲望。当曹操大军攻陷阳平关后，张鲁“于是乃奔南山人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人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由此看来，张鲁与马超、韩遂、刘焉等西部割据者不同、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早日实现统一的原望。

作者：梁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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