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曰：“汉晋春秋曰：‘……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于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案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所载亮表，即世人传诵之后出师表也。此表既为亮集所无，复不见于亮传，其真伪遂为学者聚讼之点，兹分述各家之说于次：

　　何焯曰：“按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非也。以元逊（诸葛恪）传观之自明。第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于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诸葛乔）写留箱箧，元逊钩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陈寿）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义门读书记）此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殿本考证即据何氏之说。

　　钱大昭曰：“按刘繇为豫章太守在兴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在建安初，孙讨逆（策为讨逆将军）卒于建安五年，据魏春秋此疏上于孙权破曹休之时，盖建兴五年也，（原注：‘蜀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不必赘及。（表：“刘繇王朗，各据州郡，……”又，“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且‘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魏志亦无此人。窃疑此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汉晋春秋著者）未之深考而载之耳。承祚(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三国志辨疑卷二）。

　　林国赞曰：“又注（蜀注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颇不可解。据“五攻昌霸不下”，案昌霸反东海惟一见传，陈志（指三国志）初无五攻事。又据自到汉中丧赵云等，又于是有散关之役，然则此表作于建兴五年，据云传云卒于七年，则此谬矣。是年冬春两出师，前此后此，均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也，而此表聒强不舍，辄刺刺于未解者六，亦深可疑。陈承祚以蜀人而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故本传于其集若~干篇若~干字皆着明。裴氏（裴~松之）谓此表出张俨默记，亮集所无，张俨乃吴人，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三国志裴注述卷一）。

　　李宝淦曰：“诸葛亮后出师表，传既不见，集亦不载，仅见于裴注（指三国志注）中。案承祚于亮最为心折，且如周鲂七笺胡综三文之类，无不全录，既取前表，岂独遗此？必出后人伪托，非亮文也”（三国志平义卷二）

　　钱大昭林国赞李宝淦等皆不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外此如袁枚亦此非孔明作也，枚之言徒涉空谈，有同策论，兹所不取。~余公平衡众说略附己见于次：

　　何氏之说，要点凡四：⑴以诸葛恪传观之，足明此表之真。⑵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不便宣泄于外，故陈寿编亮集未见此表。⑶此表之流传于吴，或诸葛乔写存，诸葛恪钩致之。⑷赵云当卒于建兴六年冬之前。以上四点，除第一点留待后论外，其馀三点均颇难成立。就第二点言之。此表果为亮作，亮家当有底稿，纵密表不便宣泄，蜀亡之后，自当流传于外，何以陈寿未见此表？是何说此点难成立。就第三点言之。蜀志诸葛亮传谓诸葛乔‘年二十五，建兴元年卒’。建兴元年‘元’字，自传写之误。盖建兴五年亮至汉中，乔尚随行，其没自在此后。且乔兄恪死于公元二五三年，年五十一（吴录），推知恪生于公元二○三年，乔若没于建兴元年（公元二二三），则应生于公元一九九年，断无此理。何焯：“详‘元’字当作‘六’。”其说颇当。盖“元”字与“六”字形近，而乔较恪小一岁亦在情理之中。诸葛乔既有殁于建兴六年之可能，而散关之役即在是年，则亮纵有此表，乔究及见否殊为疑问，更无论写存其文与否也。是何说此点亦颇难成立。就第四点言之，吾人不能因赵云未参与散关之役，遽信表文，谓云已殁于斯役之前，而疑云本传有误，盖建兴六年冬云当已病困不能从征，故次年即殁也。何说此点亦属难以成立。

　　钱氏谓刘繇为豫章太守，又谓据魏春秋，又谓孙权破曹休在建兴五年，均属错误。刘繇但为扬州刺史，未尝为豫章太守，孙权之破曹休实在建兴六年，又所谓魏春秋实无此书名，据吾人所知，惟有孙盛之魏氏春秋，而钱氏所据，实即汉晋春秋，非魏氏春秋也。此皆钱说之小误，惟尚无碍于论旨。

　　钱说要点有四：⑴刘繇王朗之事，距建兴六年不过二三十年，（实有三十馀年）不必赘及。⑵魏志无李服其人。⑶此表疑为后人伪撰，习氏漫载之耳。⑷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案钱说第一点理由颇为薄弱，桓灵二帝之事，距建兴五年亦不过数十年耳，而陈志载亮建兴五年所上表，（即俗称前出师表者，此表学者公认真为亮作。）故有“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等语。胡三省通鉴注曰：“李服盖王服也，与董承谋杀操，被诛”。王服即王子服，见蜀志传及注引献帝起居注。胡氏谓李服盖即王服虽不过揣测之辞，钱氏未引胡说，是钱氏之疏也。钱说一二两点，殊不足令人疑此表为后人伪撰。至钱陈寿不采此表极有卓见，是谓陈氏曾见此表，陈氏究见此表否，实为疑问，兹待后论。

　　林氏谓散关之役在建兴五年，亦属错误，散关之役，实在建兴六年，惟此乃小误，于其论旨无妨碍。林说要点有四：⑴昌霸反东海，惟一见传，陈志初无五攻事。案胡三省通鉴注曰：“昌霸，昌浠也”。胡氏谓昌霸即昌浠，良确。蜀志传叙昌霸反为，在曹操击破前。魏志武帝纪叙昌浠叛为刘备，则在备败后。此非二事，浠叛为备实在备败前，而操攻浠则在备败后，魏志为叙述便利故列浠叛为备事于操破备后耳。魏志张辽传曰：“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浠于东海”。尤足证昌霸与昌浠确为一人也。考陈志所记，曹操凡三攻浠。刘备既败，袁绍未破，操攻破昌浠，此第一次也。袁绍既破，操遣张辽夏侯渊围浠于东海，数月，浠降，此第二次也。冀州平，昌浠复叛，操遣于禁攻之，未克，复遣于禁与渊并力，浠诣禁降，禁遂斩浠，此第三次也。（参看魏志武帝纪又夏侯渊传又张辽传又于禁传林说此点实未经详考，惟兹表所谓五攻不下，究与事实不符，盖昌浠(即昌霸）终于授首，而操攻昌浠实仅三次也。⑵此表谓赵云已殁，实谬。案林说此点确具理由，惟前人已有此说，故何氏加以辩正，非林氏创见。⑶是时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案林说此点颇当。蜀志李严传载亮表有：“自先帝崩后，平（即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李严不过欲专断一方，故不肯至汉中为亮所制，未尝反对亮北伐也。果如世传后出师表（从俗称）所“议者谓为非计”，则反对亮北伐之辞，陈志应有记载，如张翼反对~姜维北伐，其事其辞均见翼本传，今陈志既未载有反对亮北伐者之辞，（廖立特空为大言耳，非反对亮北伐也）亦未记有反对亮北伐之事，可知世传后出师表所有类无的放矢也。⑷陈寿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张俨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案林说此点亦当。陈寿果见兹表，纵不信为亮作，亦当别加按语载入亮传或亮集，如吴志陆凯传之例，不当弃而不录。故钱大昭“承祚不过采此文”之语，颇觉未惬，盖亮集及亮传均无此表，知陈氏当未及见也。

　　李说与林说第四点大致相同，兹不具论。

　　本人对此表之内容亦认为颇多可疑之点，兹述本人所见及者于次：⑴前出师表（从俗称）已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二语，今此表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武侯何自好表白如此？此可疑点一。(2)前出师表但深入不毛而已，此表更“并日而食”,亦属可疑。⑶前出师表：“将军向宠，性情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此表：“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 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疑此为后人故袭前表语气以饰其伪。⑷此表横插入“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以下一段韵语，颇觉不伦。此可疑点之四。⑸前出师表谓后主“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今此表以刘繇王朗为喻，案刘繇名为刺史，所据不过一二郡，王朗则一太守耳，以繇为喻，真所谓引喻失义矣。此可疑之点五。⑹前出师表：“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故街亭败后，亮即上书自贬，今此表博引曹操之事以自解，颇近护前。此可疑之点六。⑺此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案上述诸人，除赵云外，皆不见于陈志。阳群等若非重要将领，何必胪举其名，若为重要将领，何以陈志毫无记载，他书亦未述及？此可疑之点七。⑻孙策未定江东时，不过袁术之一将，未有寸土，势非甚强，当其渡江，众不过五六千，及既逐刘繇，势乃转盛。今此表：“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使孙策坐大”颇非事实，此可疑之点八。⑼假定李服确为王服，王服之地位殊难与夏侯渊比，又四越巢湖指讨孙权，昌霸之地位更难与孙权比。疑伪撰此表者习为排比，故摭拾不重要之事以入文耳。⑽此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又始曰“偏安”，继曰“偏全”始曰“逆见”，继曰“逆睹”，殊觉遣词之窘，不类武侯手笔。此可疑之点十。

　　吴志诸葛恪传载所著论有云：“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兴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何氏据此信兹表为真，似不无理由，惟此表恪究见及否，尚属疑问。或恪因同僚反对出师者众，遂漫谓见家叔父表陈，欲藉诸葛亮之名以增强己之意见，未必曾见此表也。余疑此表当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惟此种假设自难即成定论，本篇之作，实欲引起学人鉴定此表真伪之兴趣，有同抛砖引玉云尔。

二十三，三，七，武大。

　　余曩在武昌，曾撰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及校注，并载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之武汉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时逾八稔。始于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得见傅孟真先生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一文，论及同一问题。闻足音于空谷，喜可知也。孟真先生亦疑此表为伪，与余见颇合。惜其文仅引端绪，即因病搁笔，结论尚不可知。余原拟俟孟真先生全文发表，略陈所见，数月于兹，不闻续作，武大同学会刊，流传极少，余文孟真先生或未得读，因重刊辨证于经世，以供留心此问题者之参考，亦以就正于孟真先生。至余之意见，已较前更进一步。余意所谓后出师表，当即诸葛恪所伪撰。据吴志诸葛恪传，恪于孙亮建兴元年（二五三）十二月大破魏军于东兴，次年春复欲出军。吴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着论以谕众意。恪着论之外，当更伪撰此表，谬亮作，以为己论根据。亮虽蜀臣，素为吴人所敬佩，假托亮之意见，足以折服众口，且亮死已久无对证，不忧众人不信也。恪所著论，大意可约为数点：⑴与敌不可两立，⑵不可任敌坐大致眙后悔，⑶应及己力尚强之时图敌，⑷不当惜目前劳费。此与所谓后出师表大意若合符节。如恪着论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此即后出师表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之意也。恪着论谓六国之于秦，刘表之于曹操，吴之于越，均以纵敌致败，此即后出师表所谓刘繇王朗，不事~征战，使孙策坐大之意也。恪着论若不及早用众，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此即后出师表所谓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之意也。恪着论谓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乃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即后出师表所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之意也。其出一手，至为显然。余曩撰辨证，疑此表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犹嫌未谛。张俨吴臣，卒于孙皓宝鼎元年（二六六）见吴志孙皓传。俨撰默记时，此表业已传布，故被载入。默记首载此表，东晋时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复载之，刘宋时裴松之撰三国志注，更据汉晋春秋引入注中，此表遂俨若真为亮作矣。余于己说，初不欲持为定见，甚盼孟真先生早竟前业，余文幸得为引玉之砖，诚不胜忻慕也。

三十一，四，五，三台陈家巷爽园。

一九四二, 经世季刊 二卷三期

　　跋： %26lt;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26gt;重新发表时，先父正执教于东北大学。对日抗战后，多所大学迁川，东北大学择地三台。三台故潼川府治，而安岳县固潼川府所辖，此为先父任职地点离家最近之时；不仅暑假，寒假亦可归省先祖父母，除夕合家团聚，其乐融融，长留梦境，惜为时不久，次年即应张晓峰先生之聘，转赴迁于贵州之浙江大学矣。盖先父之任教东大，实因当时萧一山先生在此任文学院长、蓝孟博先生在此任史学系主任之故。次年两位先生均离开东大，而晓峰先生两度来邀，情不可却，遂不顾战时长途跋涉之劳，远走遵义。先父向以教育学术事业为重，复重友情，数十年如一日，于兹可见一斑。

　　案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传诵已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之语，尤为脍炙人口，然实伪托；先父与孟真先生先后为之辨证，论据充足，别具眼。先父始作此文时，尚为武汉大学史学系学生，斯时先父锐意治史，成果斐然，发表于《燕京学报》之“三国吴兵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三国食货志》，均在此时撰成。与此同时，复积极参加救国活动，与师友创办宣传爱国精神之刊物；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敌于上海时，武大学生会发表之“抗日救国宣言”亦出于先父之手。此盖非有过人之精力与才思，殆不可能。然诚如先父至交所言，“书生报国有志，而适应乏术”。终因国事蜩螗而致怔忡之疾，原有撰写张居正大传之愿，并已从明室档案中抄得不少珍贵材料，卒未能完成；先父对中国历史常有新解，间得聆听，顿时豁然开朗，而少有成文传世，惜哉！

　　先父重新发表“辨证”，盖有向孟真先生抛砖引玉之意，其后孟真先生是否又有论述，未能查知。而先父受知于孟真先生盖非一日，当年去台任教，即孟真先生出长台大后电邀，检阅旧牍，来电尚在，而孟真先生亦已早归道山。翻阅旧籍，得此一段文字交往之记录，甚有感焉，是为记。

陶世龙 1994年9月21日

作者：陶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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