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广揽人才，纵横捭阖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概括起来，叫做因人制宜，量才任使，做到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用人言。择人任势，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

　　“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曹操手中最有政治意义的一张王牌。曹操打着这张王牌，捞到了别人无法捞到的好处。当时，烽烟滚滚，谊强割据，皇帝被赶着到处跑，“挟天子”究竟是块肥肉，还是个累赘？起初众将有争议，曹操也有顾虑，自己看不准，就问计于荀彧、程昱等人，终于下了“挟”的决心。“修耕植以畜军资”，是曹操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奉行的又一大方针。汉末三国之际，生产力的破坏极其严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为了使生产力恢复发展起来，在修耕植方面着力抓了屯田。屯田制的推行意义深远，至今为史家们称道。可是，大规模地推行屯田制的决心，曹操也是在听了枣祗等人的意见之后下定的。战乱之中搞屯田，民众逃跑、殴斗、抗交税赋的事层出不穷，曹操是按照任峻等人的高见解决的。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曹兵与袁兵以一比十处于明显劣势。从公元200年2月抖动战幕到大战结束，历时9个多月，攻防相持，瞬息万变，以弱胜强，谈何容易！曹操曾几度陷入困境，但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虚荣心采纳谋士意见，从而避免了决策失误，转危为安。战斗一开始，袁绍派大将郭力、颜良等东攻白马，自率兵将渡河。曹操想径直去救白马，这时谋士荀攸说：咱们兵少不敌，到延津后如渡兵去抄袁后路，袁必西应，然后出其不备，轻兵袭白马，颜良可擒。“公从之”。袁绍果然上当，曹操初战即胜。两军在官渡拉锯，曹兵几战不利，“伤者十二三”，眼看又断了粮草，曹操想退兵，写信与荀彧商量，荀彧说：现在双方主力都在这里，咱们是以弱战强，若这样退兵，必为绍军所乘，那咱们可完。袁绍不会用人，相持必败。曹操又“从之”。袁绍也有军粮不足问题，第一次运粮千车，曹操“用荀攸计”，派徐晃等将截击大破之。第二次袁绍派兵万人运粮，恰巧这时袁绍的谋臣许攸来降，建议曹操截击，“左右疑之”，荀攸、贾诩认为可行。曹操当即采纳，亲自领兵奇袭，大获全胜。从此袁绍军心大乱，众叛亲离，惨败而逃。查史书，同是这个战役，曹操对参谋人员的意见是“三从”，而袁绍则是“三拒”，纳谏优劣，高下判然。

　　曹营内战将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

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挡一面；有的胆识不足，犹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公元215年的魏吴合肥之战，见另篇）曹操量才任使，既善用人，又善用言的实例很多，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抓住不放。对于不能征战的文人，曹操也爱不释手。如果不是曹操把那些著名的文士都收拢到自己周围，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很难想象我国的文学史上，会有空前繁荣的“建安时代”。文学大师王粲，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将曹操、袁绍、刘表作了对比，深有感触地说，袁绍虽兵多，“然有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共贤俊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观曹操用人实践，王粲之辞并非阿谀。　　曹操知人善任，王粲感怀之言深刻地说明，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高明，不仅看他招揽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人才再多而不善用，不是造成怨声载道，就是反使内耗丛生。这样，人才越多，反作用越大，不仅不能成事，反而坏了大事。现代领导者当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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