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三国演记》看文史学界之怪现象
《大三国演记》这个书名有点怪,在人们熟悉的“三国”上加一“大”字,而把“演义”改为“演记”。这“大”和“记”虽只是两个字,但已是作者将全书内容和写作采取的新史体作了高度概括。作者在其《后记》中有过完整的说明:“本书所叙是公元十世纪起,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历史,开始是辽、北宋、西夏三足鼎立,尔后是金朝、南宋、西夏依次对峙,最后是元朝灭夏、灭金、灭宋,三国归元。”又说:“广大读者需要一种新体裁史书,它应兼有‘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类史书优点,又便于阅读。”作者划定的写作范围是两个三角形的三百多年间全方位的历史,用的是兼取各家史体所长的新史体,即“演记体”。这部书最可贵之处是它的创意,由于作者是圈外人,易于摆脱旧有的传统窠臼。他不是写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而是平等地写汉、契丹、女真、羌、蒙古等中华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我很佩服元人脱脱和清乾隆帝,他们能修《辽》、《金》史,并以“宸断”的权威将之列入正史,而西夏史即使读过很多书的史学家,能读读《西夏书事》就很不错了。但西夏在两个三角中都具有一角,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怎能忽略?这两个三角比魏、蜀、吴三国的疆域范围与朝代数要大而多,其赓续年代,三国不到百年,而两个三角有三百余年,长了三倍,真不愧于“大三国”之称。
在这部书以前,有一部很值得注意的通俗史书,即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书名用的是“演义”,本书作者采用了一个“演”字,表明他有衍生出来的情节,但他把“义”字更换成“记”字,似乎是用了《史记》的“记”字,增加了这部书“实”的成分,也透露了作者有意追踪《史记》,希冀自己的这部书能成为一种新史体的开山之作。
作者虽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但他恪守治学规则。很讲究如何运用史料,自称“本书依据的基本文献史料为:《宋史》、《辽史》、《金史》、《西夏记》、《续资治通鉴》等书,其他参阅的古今史籍、史料难计其数。”从书的内容考察,作者说的确是老实话,他不仅按治学规则用了基本史料,即用正史,用人所共识的通用史料,不求怪异,亦涉及不少诗词之作,如后蜀花蕊夫人的“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名诗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
书中的引文也很规范,而且与作者的行文融合得很贴切,几乎没有生硬之感,如果不是娴熟史料是难以做到的。至所述故事情节,亦多抉择于稗官杂史,颇足征信。
读《大三国演记》的过程中不时有一些愧恧之心,因为这样一部值得一读的通俗史书
并不出于我们这些终生从事历史专业者之手,不过仍能令人心喜,因为在史学武库中,终究显现了一朵奇葩。作者以十年之功,病痛之躯,写出这样一部全方位勾画三百多年历史、近百万字的巨著,更值得仰慕。 我祈求我们的史学家们在写只有圈子里几百人能读能看的鸿文巨著的同时,也能像张贵祥先生那样,写些有扎实史料基础,能让广大民众读懂看懂的通俗史书!
作者:来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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