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论述都提到青州兵是曹操军队的主力，“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实际上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建安元年袁绍给献帝上书时说：“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扬、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袁绍自破黑山军和张杨，以曹操破青州黄巾军。曹操后来给国渊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可见曹操是惯于此道的。况且青州黄巾曾与公孙瓒大战，“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所以曹操所破降的青州黄巾军（包括老弱妇孺）人数在十万左右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青州兵的战斗力，更是不可高估。兴平元年，曹操回师争夺兖州，结果吕布“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曹军大败，操本人几被活捉，说明青州兵的战斗力并不比曹操原部队强。于禁是曹操最为倚重的将领，官渡之战曹操也只能拨给他二千人，而他之前在宛城之战讨伐乘乱掳掠的青州兵，兵力不会超过此数。而曹操的部队构成，还是以私人部曲和丹阳兵为主。仅其堂弟曹洪就有“家兵千余人”，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但曹操、曹洪、夏侯惇在丹阳募集的丹阳兵，是曹军的作战主力。之后，曹操收编了白波贼将领徐晃，吕布余部张辽，张绣的凉州军等。这就是官渡前曹操的军事骨干力量。据史书对官渡之战的描述，其全部动员后的军队大约五六万人左右。但在官渡与袁绍作战的曹军，大约只有万人。这从荀彧写信给曹操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造成这种原因的是什么呢？魏文帝登基以后曾下诏说“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

由于曹操对户口的占有数相对较少，所以当他占领冀州后首先先查阅户籍，得到“胜兵三十万”的结论,可是这只不过是说冀州有可能有三十万的精壮劳力可以应征入伍，并不是说曹操取得冀州后拥有了三十万军队。事实上军队的维持需要大量财物，而以袁绍的财力，也只有“大铠万领”，而曹操经过五年屯田所得还不足以维持官渡军粮，而攻下冀州后又减免税收，更不可能维持庞大军队。

曹操为了保证充足的兵员和粮食，就不得不实行一种新的制度，这就是将社会进行分工，实行世兵制，曹魏称之为士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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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期的军阀战乱中，战士多在战争中逃亡。曹操为了保证充足的兵员，就不得不实行一种新的兵役制度，这就是世兵制，曹魏称之为士家制度。此阶层专服兵役，不兼农事（直到后来司马懿建议才实行军屯）。军粮由屯田民承担，有时也临时参战。自耕农则交赋税及服徭役。杜恕说“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然而，淮南一线，合肥屯兵七千而已，其中就有乐进、张辽两位名将。曹仁屯樊，兵力亦复不过数千。曹操与马超战于潼关，派徐晃、朱灵二将抢占战略要地，给兵不过四千，可见二人本兵均不超过二千。《魏名臣奏》记载杨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定张鲁之时，北方均入版图，而曹操所将之兵不过十万，可见其兵力不敷支用。但比起创业初期，每次出兵都要顾虑后方是否会遭到偷袭那时的窘况要好得多。魏文帝征孙权，“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皇帝亲征，中外诸军从征者不过十余万而已，可见总兵力二十余万，当与司马懿所言无异。

到了魏明帝初期，兵力依然没有明显的增加，诸葛亮首出祁山，魏国只能调集五万兵力进行防御。其后第二次淮南之叛，毌丘俭、文钦不过“义兵三万余人”（文钦《与郭淮书》），而《毌丘俭传》称其“将五六万众渡淮”，相差近一倍。

第三次淮南之叛，诸葛诞的叛军兵力居然被夸大到十余万（不计扬州新附胜兵者），不能不让人感到怀疑。毌丘俭、文钦不过三万人（或者五六万），何以诸葛诞能有十万众？且毌丘俭、文钦之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何以又迅速有“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就以毌丘俭、文钦五六万兵计算（诸葛诞十余万中剩下的都是淮南被裹挟的屯田民），加上司马昭统率的二十六万众，约三十余万（司马昭举国悉众，关中的部队都被调来），魏国后期兵力只有三十多万。

灭蜀之战，邓艾、诸葛绪各有三万人，钟会有十余万，合计不超过二十万。晋武帝灭吴，合魏、蜀之众也不过遣兵二十余万，还经过了十七年的休养生息。所以我认为魏国后期兵力只有三十余万。（蜀、吴兵力考暂阙）

作者：巴西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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