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飞

　　 樊是一座由襄阳和樊城组合而成、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历来是“天下重地”，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在三国时期，最为天下瞩目。

　　 初平元年(公元 2 90年)刘表任荆州牧时，就把治所从原来的汉寿移到襄阳，从此“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襄阳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襄阳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从陆路来说：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宛(音yuan冤，今南阳市)，可到京都洛阳；往南，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市)，再南可至交州，番禺(今广州市)一带。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要驿道。东汉时每三十里设一驿站，配有马匹，可迅速传递命令和消息，还有利于物资和文化的交流。

　　 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横贯襄阳、樊城。当时沔水资源极为丰富，江上帆船齐布，百舸争流，成为陕、鄂间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往西，沿沔水经谷城、老河口、郧县可至汉中。折回襄阳往东，可沿沔水而下直达夏口(今武昌)、秣陵(今南京)。

　　 襄阳在东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地区，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軿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诸如庞、黄、蔡、蒯、习、马、杨等名望士族，时人号称“冠盖里”。东汉末年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有：庞家的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等；黄家的黄承彦；蔡家的蔡讽、蔡瑁(音mao帽)蒯家的蒯越、蒯良、蒯祺；马家的马良、马谡；习家的习祯；杨家的杨虑、杨仪、杨颙等。这些大族之间都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荆州牧刘表就是依靠这些人，才在襄阳立脚的。他一上任荆州刺史，就“单马入宜城，而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在他们的协助下，刘表才平定了占据襄阳的张虎、陈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镇抚郡县，“江南(指江南四郡，即长沙、零陵、武陵、桂阳)遂悉平”。史载蒯越“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之后，刘表为了巩固和这些士族的联系，他还娶了蔡瑁的姐姐为后妻。毫无疑问，这种婚姻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刘表政权里，蔡家、蒯家担任职务最高，权力最大。如蒯越为大将军。他们左右一切，控制着刘表政权。可见襄阳世家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襄阳当时是“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的繁

荣地区。东汉朝廷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襄阳，每年都派得力的官吏来襄阳“督租粮”。当时京都洛阳要大修宫室，刘表为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出人又出钱财，去“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见襄阳当时的丰饶。史书记载说：“自中平(公元 2 84— 2 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正由于襄阳南拊江汉，西屏川陕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成为战略重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更成为他们争相霸占的“用武之国”、“御寇要害”。蒯越说得好：“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音xi习)而定。”初平元年(公元 2 90年)长沙太守孙坚北上，为争夺襄阳，杀荆州刺史王睿(音rui锐)。初平三年(公元 2 92年)，袁术同刘表争夺荆州，孙坚为先锋。刘表派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结果失败。孙坚乘胜包围襄阳，刘表派黄祖夜晚袭击孙坚，并吩咐兵士埋伏在城南五里的岘山下。果然，孙坚中计，追兵至岘山时，黄祖部兵从竹木林间乱箭齐发，孙坚中箭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樊邓战役。此后，曹操南下争夺荆州，刘备占领襄阳，关羽失荆州等等。这些战役都是各地军阀妄图取得对襄阳的控制，以夺取天下。可见襄阳在战略中的地位。

　　 在樊邓战役后直到刘表去世前，即从公元 2 92年到公元207年之间，襄阳又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樊邓战役后，孙坚的儿子孙策退回江东，袁术退到扬州。曹操和袁绍间为争夺地盘发生矛盾，爆发了战争。董卓荼(音tu途)毒两京(即洛阳和长安)，李傕(音jue决)，郭汜(音si四)侵扰中原。这时黄河流域一带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襄阳成了战争的缓冲地带，成了人们流亡栖息之地。当时从各地来此避难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素有教养和学识的学者、俊杰(指有知识、能识时务的人)。刘表担任荆州牧后，就在襄阳“开立学宫，博求儒士”，又令从事(郡长官自辟的僚属)宋忠作文学，延朋徒，故“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刘表对这些远道来的学者，“安慰赈赡，皆得资全”。这种“爱民养士”的作风，使归附他的学者、俊杰越来越多。“关西、兖、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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