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2003年11月7日下午3时30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宣布：“中国古琴艺术”等28 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列入世界遗产代表作名录。此消息反馈国内，各方关注，堪称 一时之盛，有人曾不无戏谑地称之为“琴流感”云云。

    是年圣诞节前后，“中国琴会”副会长、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先生在上海组织了一次 大型活动，叫做“03古琴松江行――庆祝中国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龚一老师请我做了一场报告，也邀请了“中国琴会”会长吴钊先 生，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教授李祥霆先生和赵家珍女士等。会间，上海东方电视台音 乐频道采访我，当时，万导演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有人说，“中国古 琴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一种遗憾，对此，你怎么看? 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确实尖锐。我当即回答说：如果有人说是一种遗憾，那么，遗憾 的不是“入选”本身，而是“为何”入选。也就是说，“入选”本身是好事，这是毫无 疑问的。但为何又会遗憾呢?这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了。

    众所周知，“礼乐文明”不仅是酝酿中华文明的温床和创生根基，同时也是与她共生 的主体精神命脉。从形式上说，“礼乐文明”具体表现为“诗歌”、“音乐”、“舞蹈 ”等艺术形式；从本质上说，她化为一种贯通各种艺术中的本体精神，体现出“乐”的 核心地位，从而以“琴”为代表，在华夏儿女的心目中具有了一定意味，进而以“琴、 棋、书、画”的审美化方式为人生涂上一层浓浓的亮色。在中华文化传统基本没有断流 的条件下，以实践理性精神来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实际上潜含着一种发端自原始“乐舞 精神”的审美式人生意味。于是，华夏先民们自觉不自觉地于无形中由“六艺”和“琴 、棋、书、画”开始“修身”，继而去勉力实现主流文化那“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人生抱负。

    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琴“器”本身，而应该将她作为一 个整体来进行审视，也不能简单地将“琴文化”进行工具化、技术化、狭窄化的理解。
    颇感吊诡的是，本应该活跃于生活中的“琴”现在却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的保护对象，这究竟是中华文化之幸呢，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悲哀?联系现状，就不能不 让人唏嘘、扼腕，因为我们的某些文化传播者似乎对于“琴”、“瑟”、“筝”等的区 别也不甚了然。例如：1995年热播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弹琴”，画面道具用 的是“瑟”，而配音却是“筝”。电影《秦颂》中高渐离弹的“琴”实际上迟至唐代才 基本形成定制。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曾经流传上下四千年、广布社会各阶层 的“古琴”已经远离了我们的当下生活，几近于成为一种“博物馆艺术”。既然如此， 当然就是一种“遗憾”。

    琴人李静《祭九嶷先生》中有一段题诗，题旨高远：“乐先礼生，亦先礼坏。礼乐既 亡，纪纲斯败。秦火烬余，乐惟琴在。”
    中华琴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博大精深。早在先秦时期，“艺”(从属于“六艺”，而 不是后来我们所谓的纯艺术[fine arts])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而且，“琴、棋、书、画”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这时，为首的“琴”既是 一种娱乐身心的工具，同时还有着更为内在的文化意韵。也即是说，她不仅是个体修身 养性的器物，其中还渗透着一种发自远古的“乐教”精神。因此，“琴”并不简单就是 一种乐器而已，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具有一种“无用之大用”的特点。
    应该说，“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士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 术化，艺术行为生活场景化的真实写照。其时，古人们的弹琴、吟诗、下棋、作画等， 更是出于一种雅兴，出于在游戏中防止“畸趣”(Kitsch)现象存在的真实想法，这或许 就是一种典型的“寓教于乐”的方式。例如，宋代哲学家邵雍有一首诗，叫作《古琴吟 》，颇有意味：长随书与棋，贫亦久藏之。
碧玉凿为轸，黄金拍作徽。
典多因待客，弹少为求知。
近日童奴恶，须防煮鹤时。

    可见，“焚琴煮鹤”在文化人看来，简直就是一种“俗不可耐”的败兴之举。所以， 引导大众的文化趣味走向一个更为健康的方向，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雅趣”融入到他 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之中，并通过感同身受的玩味，来达到一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无意 识认同，进而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若从“琴器 ”―“琴曲”―“琴艺”―“琴学”―“琴道”―“琴人”的历史演进轨迹看，我们就 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琴”并不简单到只是一种“乐器”。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 情感体验，并从中熔铸一定的思想感悟。他们往往并不是超验地单纯追求一种所谓“为 审美而审美”的人生价值，而是注重在生活中强化品位，在那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生 活细节中锻冶出审美感受、人生体验与价值意义。文化，只有相对于个体的生命，才具 有情感意义，也才不是死寂的。正因为有了人类生命对它的深度挖掘，她才不断显现出 充盈的生命力。因此，文化的意义和终极价值就在于激活现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因素，“ 中华琴文化”就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传说中孔子随师襄学琴的故事就很有启发意义。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 ，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 ”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间，复曰 ：“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 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默然思，戚然而怅，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 ”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 。(《韩诗外传》，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1989)
    由得其“曲”，继而得其“数”、“意”、“人”、“类”，就是通过循序渐进、通 达人性深处来领会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多层意韵。“琴、棋、书、画”作为人们的生活 写照，要认识到她的审美文化特性。它融艺术修养于日常生活之中，当不失为一种恰当 的艺术化生存策略。

    其次，以表现中华文化精神为内在质素的“琴文化”也不仅仅是一种“艺”，她其实 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曾几何时，她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行为准则，所谓“众器之中 ，琴德最优”(嵇康语)。她与我们中华文化中“君子以玉比德”的早期审美观念达到了 高度一致，“琴”由丰富的情感、精神领域出发，将个体的生命感受与人类直观的生活 世界互为交融，于是，“琴”就由“器”走向了“艺”，继而走向了“学”的路程。

    再次，由“自娱”而“娱他”，由“修身”而“齐家”直至“治国”、“平天下”等 ，“琴”就打上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乃至意识形态性特征。但是，“琴学”的发生发展 轨迹却是以激发与舒张情感的脉动走进人们生活的，她是以一种生活的文化性超越来印 证人类生存的诗性特征――“寓教于乐”。

    例如，古人视弹琴、下棋、写字、作画为修身养性之道。唐人何延文的《兰亭记》中 就记载有“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的说法。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也 有“感秋声抚琴悲往事”、“寄闲情淑女解琴书”等动人描写。我们发现，无论是信史 正籍，还是外传野史；不论是笔记小说，抑或说唱话本，“琴、棋、书、画”的主题都 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雅趣装饰。这样，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 长啸”中的咏琴，以及宋人赵师秀“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中的咏棋，宋 陆游“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中的谈书，清诗家袁枚的“春风开一树，山人画 一枝”中的作画等等就不鲜见了。一句话，它们已经无不深深地透进传统人们闲适的人 生作派之中。尤其是魏晋之后，“琴、棋、书、画”更是成为中国朝野人士必备的常识 。“琴、棋、书、画”四者何以并提且经久不衰，常常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主题 ，确实是一个颇可把玩的话题。四者之中为何以“琴”为首，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两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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