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京西北郊的妙峰山是传统北京宗教信仰的中心，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下层民众大多结成香会组织前去朝顶进香。本文指出了妙峰山春季庙会下层民众狂欢节的本质属性，并比较了它与巴赫金笔下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的异、同。最后，作者依据文化人类学对人双重属性的认识，对狂欢节的自然起源问题进行了说明，丰富和发展了巴赫金的理论。

【摘 要 题】本期专栏：个案研究

【关 键 词】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民间香会组织/巴赫金/communitas①

【正 文】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年)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对拉伯雷小说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文化的研究，揭示并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人们普遍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人们在这两种生活中必然产生不同的世界感受，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巴赫金把民众在狂欢节中所产生的世界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认为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根本对立。
    巴赫金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② 他还说：“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③ 其内在特点可归纳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④
    以巴赫金的观点观照中国传统时期妙峰山春季庙会，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一

    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进行当中，除了狂欢节的生活，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人们无处躲避它，因为狂欢节没有空间界限。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法律生活，亦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法律生活。”⑤ 传统时期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碧霞元君庙会期间，北京城处处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所有人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统治者都为这种青春节日的气氛所感染。
    在妙峰山春季庙会上，所有人无论是香会组织成员抑或普通的香客，无论怀有什么目的，只要这时上了妙峰山，全都成了这场春季“社会戏剧”活动的参加者，成为“社会戏剧”活动有机的组成部分。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和行动促成了“社会戏剧”的乌托邦气氛。1939年一游客描述妙峰山庙会的气氛说：“这里弥漫着一种驱使每个瞻仰神灵的人叩头的神秘气氛，甚至对那些全无信仰者也一样”⑥，金勋描述庙会情景说：“各路景象一新，香客热烈团结，互相亲爱，欢声载道，虔诚、代福还家之词不绝于耳。真有同作佛国民之概”。⑦ 是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使得大家的情绪在容易感动的明媚春天里互相传染，制造并渲染出“同作佛国民”的乌托邦气氛。
    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一样，妙峰山庙会上存在着大量仪式性的表演。十三档武会中最具轰动效应、最受人欢迎的扛箱会，表现的是与中世纪欧洲狂欢节戏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相同的主题。

    《京都风俗志》说：“扛箱，一个扮幞头玉带，横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拦路问难，则谑浪笑语，以致众人欢笑。”⑧ 扛箱里装着献给碧霞元君的供品―钱粮纸码，会中的主角是扛箱官，他扮成一丑角的官吏形象，拿着一个硕大的旱烟袋，由二衙役用碗口粗的大竹竿抬着变换各种脚步一颤一颤地前行。扛箱官总是由社会地位低下又滑稽逗乐的人充当，人们尽情地与他戏谑，嘲笑他，而他也在与众人的欢笑戏谑中嘲弄着别人、自己以及身边的一切事物。
    在扛箱官的身后有一人执打着大红影儿伞，身边还有一个与他插科打诨边走边逗乐的书吏。在他们的前面，数人抬着一个方形的大箱子，这是贡献给碧霞元君的钱粮，抬箱人一边走一边振颤箱子，箱子上的铜铃发出有节奏的悦耳之音。在扛箱的前面，衙役三班手执回避牌、鞭板锁棍之类，鸣锣开道。一切的排场与真的官员出巡时毫无二致，只是所有人都以滑稽逗乐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进行着的一切。
    扛箱官一边走一边向围观的群众做着自嘲似的自我介绍，每当这时总会有人拦路“告状”，与扛箱官“云天雾地”胡侃逗乐。虽说是假告假审，整个过程却惟妙惟肖，合情入理，吸引很多人观看、起哄。
    特别表现狂欢文化特点的是，庙会期间，扛箱官真的拥有与北京地方官一样的职权。清朝时扛箱会是兵部衙门办的会，《北平的百戏》曾这样说：“扛箱在前清据说是半官半私的东西”。⑨
    《北平风俗类征》引《百本张钞本》描述扛箱官走会的滑稽场面说：“扛箱官儿会玩笑，倚仗着引伞儿把身躯照，撒了伞棍摔定了腰，抬扛箱的腿脚儿好，倚疯撒邪把王瓜架儿跳，抓哏凑趣儿找怯勺，也怕知根把状告，他觉乎脸上诮，二人无非一玩笑。”⑩ 正像巴赫金所说：“它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11)

    扛箱官的权力非常短暂，随着庙会结束，他也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自嘲地“免冠去职”，失去“半公半私”的特权。这在形式上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狂欢国王”的脱冕仪式、“狂欢国王”遭到群众象征性的“痛打”略有不同，但二者同样充满了诙谐的意趣，在诙谐的否定中寓涵着对旧世界的否定，对合理新世界的憧憬。
    透过狂欢节上笑谑地给国王加冕和脱冕的仪式，巴赫金敏锐地捕捉到狂欢世界感受的重要内容――更替和更新的精神。他指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这样可以说已经表达出了狂欢式的基本思想。”(12)
    它昭示我们：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和双重性的特点，都处于更替和更新的变化之中。没有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肯定。诞生孕育着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生，世界正是在不断更替和更新中得到发展的。
    妙峰山庙会还活动着其他类型的化装者。他们把自己隐藏于面具和服装的掩盖下，尽情地表现对于现实世界的嘲弄和否定，对理想世界的热烈期盼和追求。开路会将自己装扮成阴间的鬼、五虎棍会把自己变成历史上尊贵的皇帝和英雄、秧歌会的成员则变幻成市井众生和神仙佛道人物。天上、地上、阴间，世界在这儿失去了时空的概念，人们尽失社会、文化、性别的身份以及差异，所有人之间平等、随便和亲昵。人们摆脱了等级制度带来的虔诚、严肃和恐惧，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大家尽情欢乐和游戏，没有彼此，不分你我，处处充满狂欢节的笑声。
    对于假面在狂欢节日中的作用，巴赫金有这样的认识：“这是民间文化的一个最复杂也最意味深长的主题。假面同更替和变易的欢乐感相联系，同可笑的相对性相联系，也同情愿否定同一性和单义性、否定自身的因循保守一成不变相联系；假面同过渡、蜕变、打破自然界限相联系，也同讥笑、绰号(别名)相联系；假面体现着生活的游戏规则，……怪诞风格的本质本身在假面中展示得非常鲜明。”(13)

    我们择一则描写秧歌会活动情景的文字，看一看假面下人们的怪诞诙谐表现：“大秧歌，登高跷，秃头和尚窜奔跑，丑锣(《水浒》人物母大虫顾大嫂)俊鼓(病关索杨雄)把黄瓜架儿绕，樵夫(拼命三郎石秀)俊，扁担挑，渔翁(立地太岁阮小二)唱曲儿，倚老卖老，俊公子儿生来的彪，老矬子柑中俏，惟有小二哥最难学，遇见会口把门路跳”。(14) 演员的表演一反日常生活中社会角色应有的规范和道德，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所有人都装疯弄傻，颠憨卖呆。这是狂欢节最典型的活动，是巴赫金所说的“第二种生活”，它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5) 现实生活中的“等级”、“秩序”、“尊严”、“道德”、“男女之大防”被戏仿为粗俗的玩笑。对于其深刻意义，巴赫金指出：“对崇高的东西的贬谪决不只具有表面的性质，决不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在这里，贬低化就是世俗化(人世化、落地)、就是靠拢作为吸收本能而同时又是生育本能的大地(人世)：贬低化既是埋葬，又是播种，置之死地，就是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贬低化还意味着靠拢人体的生活，靠拢肚子和生殖器官的生活，也就是靠拢诸如交配、受胎、怀孕、分娩、消化和排泄这一类行为。贬低化为新的诞生掘开肉体的墓穴。因此它不仅具有毁灭、否定的意义，也具有积极、再生的意义：它是正反同体的，它既是否定又是肯定。这不单纯是打落在地，抛下无底深渊，绝对消灭，不，这是打入生产下层，进入孕育和诞生新生命的最底层，万物都是从那里繁茂生长的；怪诞现实主义别无其他下层，下层就是生育万物的大地，就是人体的腹腔，下层始终是生命的起点。”(16) 应该说，从象征的角度讲，北京的十三档或十六档武会全都是以文化象征的意义在庙会上出现的，他们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大面具掩盖下的尽情狂欢。
    对于狂欢活动中形成的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巴赫金的感受是：“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17) 从妙峰山的情况看，岂止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实可称得上世界上所有生命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众生平等、不分彼此、没有隔阂、息息相通。

    二

    我们看到，春季妙峰山庙会存在大量的巴赫金称之为狂欢活动的表现。但是，综观春季妙峰山庙会，我们则应该承认民众对秩序的追求和他们建立秩序的努力却是庙会活动的主调。
    巴赫金对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节的定义“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是否就是狂欢节的唯一特点呢？据当代美国学者伯容(Richard M. Berrong)研究，巴赫金将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简单地二分对立起来，并非拉伯雷笔下世界的真实面貌。他认为拉伯雷作品里的民间文化面貌远比巴赫金所描述的复杂，它在拉伯雷世界里的作用和地位并不如巴赫金所言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完全支配性的整体。(18) 拉伯雷的世界，恰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所强调的，是一个多元的、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其中并没有一个一统的主导原则或架构，其中的矛盾冲突处，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价值转变。巴赫金有意在多种声音中突出其中的反抗声音，而故意忽略其他，看不见不同的声音平等地对话、质疑、辩论。总之，狂欢节在欧洲渊源有自，巴赫金将之视为老百姓对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反叛、对主流价值的颠覆，是一次行为与精神上的解放。这样的“解读”，实在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透过小说理论所要达到的社会批判目的密切相关。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北京民众在妙峰山庙会上表现出追求和建立秩序的努力呢？
    首先，过去，妙峰山在京城内外著名的碧霞元君庙中是数不上的。但清中期以后各庙的香火逐渐被妙峰山夺走，妙峰山成为所谓的“金顶”，成为民众信仰的中心。
    巴赫金狂欢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民众的狂欢活动是在统治者控制的“全民性的象征”(19)――广场进行的，在这里民众尽情地发泄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满，冲击和颠覆既有的社会规范，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因而也被称为广场文化理论。但是，与巴赫金所说的城市中心广场不一样，妙峰山远离统治中心，是民众自己的信仰圣地，在这个自己的天地里，若是还像在城市中心广场那样一味地进行宣泄情绪的破坏和冲击，整个信仰活动就无法进行。就因为妙峰山远离统治中心，成为下层民众表达理想、愿望的地方，因而他们能够超越那种低级的以破坏、发泄为目的的狂欢活动，步入建设“理想世界”的高级层次。这种情况的形成，对于北京下层民众来说，是长期生活在政治象征符号林立的政治中心必然出现的结果。我们看到，在春季狂欢节日里，在强烈的宗教情绪支配下，北京民众在妙峰山上主要做的是建构理想世界的工作，而非一味地颠覆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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